58年一特务冒充我地下党，被李克农派人识破，不料竟是个意外收获 1958年年初，武汉市公安局接到了公安部转来的一份敌情通报： “据悉，国民党情报局大陆研究所特务(姓名未悉)，男，年龄35岁左右，湖北人，身材瘦削，两虎牙均镶金牙，眼角有一颗小黑痣。该人曾当过宪兵，在港住十余年，在港已接受特工训练，现准备潜入武汉活动。” 当时春节还未过，本该是喜气洋洋的节日，但武汉市公安局没有怠慢立刻组成了专案组，对通报中所提供的情况进行调查，短短几天时间，就筛出了一个可疑人员。 同年2月16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武汉市公安局从入境的人中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此人名叫刘人惠，于2月初从香港回到老家武汉，时间上也比较契合公安部通报里面所说的时间。 不过很有意思的就是，就在武汉市公安局准备对刘人惠进行布控的时候，刘人惠的母亲刘妈以及妹妹刘玲就到了派出所把刘人惠给举报了。 “我儿子从香港回武汉后，言语动作很可疑，希望政府能管一管。”刘妈以及其女儿刘玲的大义灭亲，给警方破获此间谍案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1956年，家住汉阳普提巷4号的刘妈在稍早些时候，她接到了儿子从香港写来的信，信中说在香港找不到事情做，愿意回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刘妈那时已经很多年没见到儿子，心里自然是很高兴。 1958年2月初，刘人惠从香港回到老家武汉，刘妈一见他回来，就激动的热泪盈眶，还跟儿子说：“儿啊，你爸死的早，我是多么不容易把你和妹妹拉扯成人，现在你回来了，咱们全家总算是团聚了。” 警方接到举报时，布控小组已经在刘家门口守了大半夜。 没等刘人惠反应过来，冰凉的手铐已经铐上了他的手腕——这时候他还攥着母亲刚煮好的汤圆，嘴角沾着糖汁，那两颗金牙在灯光下晃得刺眼。 审讯室里，刘人惠倒是镇定，一口咬定自己是“潜伏多年的地下党”，说在香港忍辱负重十余年，就是等着回来为国家效力。 他编的故事有鼻子有眼，甚至能说出几个武汉老地名，可一提到具体的地下党联络细节，就开始支支吾吾。 这时候李克农亲自部署的甄别方案派上了用场。 公安部早就给各地地下党骨干建了秘密档案，连接头时的暗语变体都有记录。 审讯员突然问他：“1954年你在香港和‘老麻雀’接头时，他给你的暗号后半句是什么？” 刘人惠脸色瞬间煞白，嘴里的“为人民服务”硬生生咽了回去——“老麻雀”是我方在香港的重要联络人，两年前就已经牺牲，这个细节只有真正的地下党才知道。 破绽一旦出现，后续的审问就顺理成章了。 刘人惠扛不住心理压力，终于吐露实情：他根本不是地下党，而是国民党情报局精心培训的特务，这次回来是要搜集武汉的工业和军事情报，还准备发展下线建立间谍网络。 他在香港接受的训练里，专门有一门“伪装地下党”的课程，可惜只学了些皮毛，就被派来大陆冒险。 谁也没想到，这场看似常规的反特行动，竟然挖出了更大的惊喜。 刘人惠为了争取宽大处理，供出了他在香港的训练基地地址，还有三个已经潜伏在广州、上海的同伙名单。 公安部立刻协调两地警方行动，没到半个月就把这伙特务一网打尽，还缴获了电台、密码本等大量间谍器材。 这事儿搁当时特别有代表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党残余势力不甘心失败，从港台往大陆派了不少特务，他们有的伪装成商人，有的冒充返乡华侨，甚至学着地下党的样子喊口号、做样子。 可他们忘了，地下党扎根在人民中间，靠的是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做事，而这些特务心里只有破坏和掠夺，就算装得再像，也藏不住骨子里的心虚。 刘妈后来去监狱探望过儿子一次，隔着铁窗，她没哭也没骂，只说了一句：“妈给你攒的娶媳妇钱，还在柜子里，你要是真能改，出来还有活路。” 这句话比任何审讯都戳心，刘人惠趴在铁窗上哭得撕心裂肺——他到最后才明白，自己背叛的不只是国家，还有最疼他的亲人。 反特斗争从来不是单一的较量，既要有李克农这样运筹帷幄的专业力量，也要有刘妈、刘玲这样明辨是非的普通群众。 特务们以为靠伪装就能蒙混过关，却忘了“人心是最大的防线”，当他们把亲情、道义都当成棋子时，就已经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