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岁男孩蹲在医院的角落里嚎啕大哭， 冰冷的瓷砖死死贴着膝盖，医院走廊的消毒水味里混杂着一声嘶哑的咆哮。一个13岁的男孩像是被抽去了脊梁骨，把头深深埋在臂弯里，手里那张薄薄的纸已经被冷汗攥得发皱。 那张报告单写得明明白白：肺癌晚期，保守治疗是唯一选择。对于这个年仅35岁的女人来说，生命的沙漏似乎突然被敲碎了。周围是仪器的滴答声和匆匆的脚步声，但在男孩的世界里，那一刻所有的声音都像是从水底传来的，模糊又轰鸣。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感受到这种天塌一般的恐惧，这一幕惨白，让他瞬间被拉回了五年前那个绝望的清晨。 那时候这原本是一个即使出了意外也能勉强兜底的小康之家。父亲是厂里的技术员，母亲在饭店打工，加上父亲一个月七八千的收入，日子过得安稳而有奔头。那个让男孩做了一辈子噩梦的转折点发生在元旦。那晚大家都高兴，喝了点白酒的父亲和喝了红酒的母亲商量，想借着假期去放松一下玩会纸牌。 这一玩，就是整整一夜。等到第二天该收心的时候，父亲为了弥补通宵未归的歉疚，一定要去早市买菜做饭。母亲当时还心疼他，劝他多睡会儿，哪怕那时候父亲能听进去半句，命运的齿轮或许就不会转动得那么残酷。 那是男孩8岁的记忆，也是整个家分崩离析的开始。买菜的人三个小时没回来，等来的却是陌生人用父亲手机拨来的电话。好心人说有人骑电动车摔倒了。等到母子俩赶到医院时，面对的是“脑溢血”的诊断和即便开颅手术也留不住人的死讯。 如今，男孩蹲在同一个代表着生离死别的场所，巨大的宿命感让他几乎窒息。自从父亲走后，为了撑起这个破碎的家，母亲不得不把年幼的他托付给爷爷奶奶，只身前往大城市闯荡。她在饭店后厨那个烟熏火燎的地方给人炒菜，为了多省下一分钱，她住职工宿舍，吃员工餐，每个月从近八千块的工资里雷打不动地挤出三千块寄回老家。 在男孩的记忆切片里，母亲总是一个不知疲倦的铁人。即便就在被确诊的前夜，她还在强撑着给孩子煮西红柿鸡蛋面，笑着掩饰那一连串剧烈的咳嗽。 她上个月参加家长会时脸色白得像纸，却依然在那强撑着还要因为孩子的懂事而骄傲。为了省钱，起初的发烧咳嗽她只是在小诊所输了几瓶廉价的液，硬生生把这一拖再拖的病灶熬成了如今的不可挽回。如果不是这次回老家被儿子硬拽着来检查，她或许还要在忍耐中透支那仅剩的时间。 “阿姨，我妈妈是不是快要走了？我以后是不是就没有家了？” 护士想要去扶起地上的孩子，却被这句话问得眼眶一热。男孩那双满是泪水的眼睛里，不仅有恐惧，更有一种被生活反复抛弃的委屈。他已经没有了爸爸，他不敢想象如果连这个唯一的依靠也消失，这世间还能有什么东西能接住他。 听到哭声，那个同样瘦弱的女人扶着墙走了过来。她每走一步都很艰难，但还是拼尽全力蹲下身，把浑身发抖的儿子揽进怀里。 乖孩子别掉眼泪，妈妈一直陪着你，要亲眼看着你考上大学、长大成人。” 这大概是世界上最苍白也最有力谎言。她瘦骨嶙峋的肩膀硌得人生疼，眼眶红得厉害却还在强忍泪水。13岁的少年或许已经懂事到能听出这话里的水分，但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死死抱着母亲，一遍遍承诺以后会听话、会干活、再也不顶嘴。 医院走廊那惨白的灯光冷冷地打在他们身上，照得角落里那对紧紧相拥的影子孤单得令人心碎。在这个本该撒娇的年纪，他却不得不提前预习这世间最残酷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