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时任11军副军长何其宗（右）与41师123团团长王佐明（左）在老山防御作战期间于八里河东山指挥所坑道口前的照片。 照片里的两人都穿着沾满尘土的迷彩服，领口的风纪扣系得严实，何其宗副军长手里攥着一张地图，指节因用力而微微发白，王佐明团长的军帽檐下，眉头拧成一个川字，两人正低头说着什么，坑道口的碎石还带着炮火熏烤的焦黑。 这一年，老山战场的硝烟从未停歇，收复老山的战斗刚结束不久，越军不甘心失败，频繁调集兵力发起反扑，八里河东山作为前沿阵地，成了双方拉锯的关键节点。 何其宗当时刚满38岁，却是身经百战的老兵。18岁参军的他，从基层战士一路成长，经历过边境冲突的磨砺，对山地作战有着丰富经验。 接到防守八里河东山的命令时，他二话没说带着参谋班子扎进前线，指挥所就设在半山腰的天然溶洞里，洞壁渗着水珠，白天能听到炮火轰鸣，夜里满是蚊虫叮咬，他和战士们一样，啃压缩饼干、喝浑浊的山泉水，几天几夜不合眼是常事。 王佐明的123团，是11军的主力团，号称“猛虎团”。收复老山时，这个团率先突破越军防线，拿下多个关键高地。转入防御后，王佐明心里清楚，越军的反扑会更疯狂——他们熟悉地形，还在阵地前布下了大量地雷和暗堡。 照片拍摄那天，正是越军发起团级规模反扑的前夜，王佐明刚从前沿阵地巡查回来，裤腿上还沾着泥泞和草叶，他向何其宗汇报：“前沿阵地的战士们已经加固了工事，每个哨位都备足了手榴弹，但越军的炮火太密集，我们的补给线被压得很紧。” 何其宗抬手抹了把脸上的灰尘，目光扫过坑道口外的阵地：“告诉战士们，再难也要守住！八里河东山丢不得，它关系到整个老山防线的安危。 ”他心里有数，当时越军在东山对面的高地部署了重炮，炮弹能直接覆盖指挥所，而我军的补给需要靠人力沿着陡峭的山路运送，每前进一步都可能遭遇冷枪冷炮。 前几天，一名送弹药的战士就在距离坑道口不远的地方中弹牺牲，牺牲时怀里还紧紧抱着一箱手榴弹。 照片里看不到的，是指挥所里的紧张氛围。溶洞深处，电台的滴答声此起彼伏，参谋人员趴在临时搭起的木板上标注战况，油灯的火苗被风吹得摇晃，映着一张张年轻而坚毅的脸。 何其宗和王佐明的对话很简短，没有多余的客套，全是关于兵力调配、火力布置的关键指令——哪个高地需要增派兵力，哪个路段要加强警戒，哪里的伤员需要及时转移，每一个决策都关乎生死。 王佐明的团里，有个刚满19岁的新兵叫陈建军，来自四川农村。他参军时，母亲特意缝了个红布包塞给他，里面装着几粒家乡的花椒。在前沿哨位上，陈建军和战友们蜷缩在猫耳洞里，洞口用麻袋和石块封堵，只能透过缝隙观察敌情。 越军的炮弹时不时落在哨位附近，泥土和碎石不断砸在猫耳洞顶上，他却死死握着步枪，红布包就揣在怀里，他说闻到花椒味，就想起母亲的叮嘱，再苦再怕也得撑住。 何其宗不是没考虑过风险，当时越军的反扑力度远超预期，前沿阵地的战士们已经连续坚守了七天七夜，伤亡在不断增加。但他更清楚，八里河东山作为老山防线的左翼屏障，一旦失守，越军就能直插我军后方，之前收复老山的牺牲就会白费。 他下令调整火力配置，将炮兵阵地前移，同时组织敢死队，趁着夜色抢修被炸毁的补给通道，硬是在越军的炮火封锁下，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 王佐明带着战士们在阵地前埋设了大量定向地雷，还利用地形优势构建了交叉火力网。反扑开始那天，越军潮水般冲向阵地，密集的枪声、爆炸声震耳欲聋。 陈建军所在的哨位遭到重点攻击，他和战友们打光了子弹，就扔手榴弹，手榴弹用完了就用石头砸，最后硬是把越军挡在了阵地前。 战斗结束后，陈建军才发现怀里的红布包已经被弹片划破，花椒撒了一地，他蹲在地上，一颗一颗地捡起来，泪水混着汗水落在泥土里。 这张照片没有惊天动地的场面，却定格了战争中最真实的瞬间——指挥员的沉着、战士们的坚守，还有背后无数家庭的期盼。 老山防御作战之所以能取得胜利，靠的不是装备的绝对优势，而是指挥员的正确决策，是战士们的不怕牺牲，更是军民同心的支撑。 那些在猫耳洞里啃压缩饼干的日子，那些在炮火中抢修工事的夜晚，那些为了守护国土而流的鲜血，都成了共和国历史上不可磨灭的印记。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