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贺炳炎病逝，成都军区司令员这一职务由谁担任？总政认为李天佑比较合适，但林彪却说：“还是让红二方面军的同志来吧！”

1960年7月1日，成都军区值班室接到电报，贺炳炎因病去世，终年四十七岁。
这个消息像一块石头砸进水里，先沉下去的是那张写着“成都军区司令员”的任命书。新军区成立才五年，司令员就倒在任上，椅子空在那里，谁来坐，成了摆在中央案头的一道难题。

贺炳炎为这张椅子付出的，远不止后来的病历。
长征时瓦屋塘一战，他右臂中弹，药箱里没有麻药，只能请伐木工用锯子，把整条胳膊锯掉。血顺着门板往下流，他咬着牙催一句“快点，队伍还得赶路”。

胳膊没了，命留下了，一身伤也从那会儿开始结在骨头里。
新中国成立后，高血压、关节炎、支气管哮喘、肾脏病轮番折腾人，他还是照样出现在作战会议和勘察路线上。先当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四川军区司令员，1955年5月1日，全国军区重新划分，以四川军区为基础组建成都军区，他扛起司令员的担子。

从那天起，到倒在成都，刚好五年。
人事上的缺口，总得有人去填。
总政治部很快拿出建议名单，排在前面的，是开国上将李天佑。

翻开档案，他的履历干脆利落：红军时期在红三军团起家，长征到陕北后编入红一军团，当过第二师副师长、第四师师长；抗战时期，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归他指挥；解放战争打到东北，他先任松江军区司令员，又当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司令员，那支部队后来就是三十八军。这样的经历，放在哪个军区都会让人点头。

东北那些年，林彪对李天佑并不陌生。
第一纵队调整主官时，原司令员万毅心里不痛快，是林彪把人叫到地图前，一仗一仗分析，又直说在打仗上要多向李天佑学。

时间久了，万毅也当众承认，这位红军指挥员，仗打得有章法，这些评价，早就写进了材料。
要是只看纸面，成都军区那把椅子摆在李天佑面前，也算顺理成章。
可林彪听完总政汇报，想了想，给出的答案却是：“成都军区，黄新廷更合适。”

黄新廷的来路，和李天佑不同。
湖北沔阳戴家场出身，1927年以后，当地农民运动越闹越大。1928年1月，贺龙、周逸群带队来这里，乡里乡亲往队伍里挤，他就是那批年轻人之一。先在少先队站岗放哨，很快被挑进游击队当炮手。一次和国民党保安营交火，枪少弹紧，战场僵在那儿，他扛起土炮，对着敌指挥部连开几炮，把对面炸乱，游击队趁势压上去，那一仗一下打响了他的名声。

抗战爆发后，他在抗大读书，没多久被贺龙从课堂上“要人”，接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七一六团团长。
抗战初期，一个团吃掉一个大队，这样的战例不多，“亚六团”这个绰号就是这么叫开的。

从滑石片往后看，他的职务一路往上。
1946年12月5日，他率三五八旅回到延安，担负保卫延安任务，毛主席检阅时说“招之即来，来之能战”。1949年6月，第一野战军所属六个军合编为第一、第二两个兵团，第三军军长许光达改任第二兵团司令员兼军长，第三军需要新主官，组织先让黄新廷当副军长。

他看得通透，说“不是主官，又要负主官责任”，贺龙听了笑着往上捎话，索性建议任命他为第三军军长，中央考虑前线实际，很快同意。新中国成立后，西北军区精简建制，第三军并入第一军，组成新的第一军，他继续当军长。

1957年9月，他调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开始和这片西南山水打交道。
到了这一步，再看林彪那句“更合适”，背后的意思就出来了。

贺炳炎出身红二方面军，黄新廷也是。
林彪的意见，由罗瑞卿转达：人民军队本就是几路人马合在一起打出来的，多股成一股，用人不能只看数字，还得顾到来路。

成都军区司令员原先由红二方面军的同志担任，这层象征不该轻易断掉。
那几年，各大军区司令员里，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不少，二方面军出身的高位相对少些，这张牌如果再翻走，很多老战士心中的账，就不好算。

李天佑的能力，没人怀疑；换成别的军区，让他主事也合适。

偏偏成都军区这一摊子，又牵着红二方面军的记忆。黄新廷一边是出身，一边是战功，再一边，是在成都军区当了几年副司令员，对部队和地方情况都熟。
把他推上去，既照顾了“合股”的平衡，也让这把椅子坐得安稳。

1960年8月，任命书下达，黄新廷接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后来风向几度起落，他曾离开原来的岗位，被安排到京西宾馆静养。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他出任装甲兵司令员，随后增补为中央军委委员。

1982年，装甲兵机关撤销，他退居二线。
2006年5月12日，这位当年在风雪里抢占滑石片、又在成都军区扛起印信的中将，在北京离世，享年九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