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往往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汤飞凡得知后十分难受，对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说：“我有个办法！” 汤飞凡不是空喊口号的书生。他1897年出生在湖南醴陵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亲眼见过瘟疫横行时，乡亲们因为缺医少药痛苦离世的惨状。1921年他从湘雅医学院毕业，后来又远赴哈佛医学院深造，师从当时全球顶尖的细菌学专家。他心里始终憋着一股劲，中国的防疫和抗感染研究，不能一直被外国人卡脖子。 1941年的中国正处在抗战最艰难的阶段。战场上的士兵被子弹击中，伤口稍微处理不当就会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后方的老百姓，哪怕只是被农具划伤，都可能因为败血症丢了性命。西方各国把青霉素当作打赢战争的关键武器，不仅严禁技术外流，连成品都很少卖到中国。那时候的中国，别说量产青霉素，很多医生甚至都没见过这种药的真面目。 李约瑟听到汤飞凡的话时，眼神里满是怀疑。他太清楚研发青霉素的难度了，英国科学家弗莱明发现青霉素后，又花了十几年才解决量产难题。当时的昆明，物资极度匮乏，连最基础的实验器材都凑不齐，更别说培养青霉素菌株需要的恒温设备和纯净培养基。汤飞凡却没管这些，他拉着几个志同道合的学生，在昆明郊区一个破旧的祠堂里搭起了简易实验室。 没有恒温箱，他们就用炭火盆和温度计手动控温，日夜守在旁边不敢合眼。没有进口的培养基，他们就自己想办法，用黄豆磨成浆，再加上本地的红糖和土豆汁，反复试验调配出能让青霉菌生长的养料。汤飞凡亲自跑到郊外的烂木头堆里找青霉菌，手指头被木刺扎得全是伤口，发炎红肿了也顾不上。他和学生们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饿了就啃几口杂粮饼，渴了就喝井水。有一次实验用的培养皿不够，他们干脆把自己吃饭用的瓷碗高温消毒后凑数。 最难的是分离出高活性的青霉素菌株。汤飞凡带着团队一点点筛选样本，每一个菌株都要经过上百次的培养和检测。那段时间，他整个人瘦得脱了形，眼窝深陷，脸颊上全是因为熬夜长出的红疹。有人劝他放弃，说靠中国现在的条件，根本不可能搞出青霉素。汤飞凡瞪着通红的眼睛反驳，外国人能做到的事，中国人凭什么做不到？我们多耽误一天，就可能多死几百个同胞。 1943年，汤飞凡团队终于从烂梨皮上分离出了高产青霉素菌株，并且摸索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简易生产方法。他们用大缸代替发酵罐，用纱布过滤提纯，靠着这些土办法，居然真的生产出了第一批国产青霉素。这些带着土腥味的青霉素，被紧急送到了前线的战地医院。原本已经被判定没救的士兵，用上药后高烧慢慢退了，发炎的伤口开始愈合。消息传开后，后方的老百姓纷纷跑到实验室门口，想看看这个能救命的“神药”到底长什么样。 汤飞凡没有把这个成果当成自己的功劳。他把生产工艺整理成详细的资料，免费分发给全国的药厂和研究机构。他说，这个技术不是他一个人的，是属于整个中国的。后来，靠着他的技术，全国多个地区都建起了青霉素生产作坊，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汤飞凡的故事，从来不是什么孤胆英雄的传奇。他只是一个心里装着百姓的科学家，在最艰难的岁月里，靠着一腔热血和扎实的学识，硬生生撕开了西方的技术封锁。他让我们知道，真正的科研工作者，从来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让脚下的这片土地上，少一些病痛和死亡。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