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白求恩的孙子马克·白求恩来到中国后，他不确定中国人还记不记得自己的爷爷，可当他说出自己的身份后，每个听到的人都脱口而出：“你爷爷当年救了我们好多人的命，是我国人的大恩人！”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2015年的秋天，马克·白求恩——那位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的后人，带着一份复杂的心情踏上了祖父曾奋战过的土地。 他未曾预料到，当自己表明身份时，从街头巷尾的普通市民到学术机构的研究者，人们眼中即刻闪现出的熟稔与敬意，会如此深厚而自然。 这份跨越了近八十年的集体记忆，其根源要回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一位国际主义战士用生命写就的东方篇章。 诺尔曼·白求恩并非生来就是传奇。 他出生于加拿大一个条件优越的医生家庭，本人也成为了一名出色的胸外科医生。 然而，一场肺结核的经历深深刺痛了他。 在疗养院里，他目睹了贫富差异在医疗救治上的冰冷体现，这促使他的思想发生转变。 他不再满足于仅仅成为一名技术高超的医生，开始激烈批评将医疗视为商品的社会制度。 他最终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将才能奉献给更广阔的被压迫者事业。 1936年，他奔赴西班牙内战前线，在炮火中建立了移动输血站，积累了宝贵的战地医疗经验。 1937年，中国的全面抗战爆发。 当白求恩在海外得知中国抗日军民，尤其是装备简陋的八路军极度缺乏医疗人员和物资时，他毅然做出了决定。 他对友人说： “我最需要的地方是中国，那是我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 次年春，他率领医疗队远渡重洋，抵达当时中国的革命中心延安。 他拒绝了条件相对较好的邀请，坚决要求去最前线、最危险、也最需要他的地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真正的考验在华北的山地与平原间展开。 没有像样的手术室，农舍、庙宇甚至野外空地就是救治伤员的场所； 缺乏电力，就用几只粗瓷碗盛上油，点燃棉捻照明； 医疗器械极度匮乏，他就地取材，指挥铁匠打造手术器械，用竹片制作夹板。 但最致命的困难是血液的短缺。 求恩创造性地建立了“流动血库”，不仅培训医护人员，更屡次亲自为伤员献血。 他还设计出名为“卢沟桥”的药驮子，用几匹牲口便能驮载一个移动手术室的全部家当，完美适应了八路军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 在晋察冀的四百多个日夜里，他的足迹跨越了数百公里，实施了上千例手术。 他的性格里有一种近乎严苛的执着： 手术器械必须严格消毒，操作流程不容丝毫马虎。 这种“不近人情”的背后，是对战士生命至高无上的负责。 他会因为担忧伤员彻夜不眠，会把自己的食物和棉被让给病号，在洪水袭来时，他与年轻士兵一起跳进齐胸的水中传递物资。 他的形象并非单一的高大完美，却因此更加真实可敬： 一个才华横溢、脾气急躁、却将全部热忱毫无保留献给异国苦难人民的医者。 1939年10月，在河北涞源的一次紧张手术中，白求恩的手指被划伤感染。 在缺医少药的前线，病菌迅速扩散。 高烧中，他依然挣扎着为重伤员完成手术。 病情急剧恶化，当根据地的领导强令他后撤治疗时，为时已晚。 11月12日凌晨，这位49岁的加拿大医生在河北唐县黄石口村的一间农舍里停止了呼吸。 在生命最后的清醒时刻，他用颤抖的手写下遗嘱，交代了简陋“遗产”的分配： 医疗器械留给医院，行军的物品留给战友。 他挂念着未竟的工作，也思念着远方的故人，信中最后写道： “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他的逝世震动了整个抗日根据地。 同年12月，毛泽东主席写下了《纪念白求恩》一文。 文中那句“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评价，从此定义了中国人民对这位国际友人的永恒追思。 他的事迹被写入课本，他的精神被广为传颂，他的名字成为“无私奉献”与“国际主义”最生动的注脚。 因此，当八十多年后，马克·白求恩行走在中国城市与乡村时，他所感受到的并非对一个历史人物的模糊追忆，而是一种鲜活、具体、代代相传的情感传承。 这份情感，源于在最黑暗岁月里照进的一束光，源于一位异国医者用精湛技艺与满腔赤诚所播下的种子。 白求恩长眠于华北的青山之下，而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却早已融入一个民族的血脉，历久弥新。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当他的后人到来时，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依然能脱口而出那份源自心底的感激与怀念。 主要信源：（凤凰资讯——白求恩堂孙:“白求恩是中国的老朋友,我是中国的新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