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8日，国民党上将陈仪被执行枪决，行刑前，蒋鼎文让士兵端来酒食，陈仪摆手说：“你要念及旧情，就让士兵麻利点，打我头部。” 1950年6月18日的台北，空气里飘着梅雨季的潮气。草山行馆旁的空地上，几棵相思树被风吹得哗哗响，树影在黄土上晃得人眼晕。陈仪穿着件洗得发白的长衫，袖口磨出了毛边，站在临时搭起的木台前，背脊挺得像杆枪。 蒋鼎文从树荫里走出来，军靴踩在泥地上发出闷响。他手里捏着个锡酒壶，壶身被汗浸得发亮，身后跟着个端托盘的士兵，盘子里摆着两碟小菜：一碟酱鸭，一碟炒花生，都是陈仪当年在浙江督军府常吃的。 “公洽兄，”蒋鼎文的声音有点发紧，他和陈仪同过窗、扛过枪，当年在北伐军里，两人曾共饮过庆功酒，“喝口酒吧，暖暖身子。” 陈仪转过头，阳光照在他脸上，皱纹里还嵌着早年在日本留学时留下的疤痕。他笑了笑，露出几颗松动的牙：“铭三，不必了。”他的声音不高，却像石头砸在地上，“我这辈子，酒喝得够多了。当年在福建办马尾船政，跟萨镇冰喝的是黄酒；后来守杭州，跟你喝的是绍兴女儿红；到了台湾，这洋酒我喝不惯。” 蒋鼎文的手颤了颤，酒壶盖“当啷”一声磕在壶身上。他知道陈仪的脾气，认死理，当年就是因为劝汤恩伯投共，才被蒋介石下令抓起来的。庭审那天，陈仪连辩护律师都没请，只说“我做的事，我认”，硬气得像块西北的老石头。 “弟兄们都准备好了。”蒋鼎文别过脸，不敢看陈仪的眼睛。行刑队的士兵在二十步外站成一排，步枪的刺刀在太阳下闪着冷光。 “我知道。”陈仪理了理长衫的下摆，那里沾了点草屑，是刚才被押来时蹭上的，“铭三，你我相交四十多年，算得是过命的交情。” 蒋鼎文的喉结动了动，没说话。当年中原大战，他被冯玉祥的部队围困在商丘，是陈仪带着一个旅的兵力，连夜驰援，子弹擦着耳朵飞过去都没眨眼。 “别的虚礼就免了。”陈仪往前挪了半步，声音里带了点恳切，“我这人怕麻烦，也怕疼。你让弟兄们手稳点，照着这儿打。”他抬起枯瘦的手，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那里有颗淡淡的痣，还是年轻时生疮留下的。 蒋鼎文猛地抬头，看见陈仪眼里没有半点慌乱，只有一种豁亮的平静，像看透了生死的老和尚。他想起陈仪常说的话：“军人死沙场，文人死谏台，都是本分。”现在看来，这老头是真把自己的命，当成了该交的本分。 “公洽兄……” “别啰嗦了。”陈仪打断他，往木台前站定，脊梁挺得更直了，“告诉委员长，我陈仪没对不起他，只是对不起汤恩伯——我把他教成了军人，他却没学会‘信’字。” 蒋鼎文咬了咬牙，朝行刑队挥了挥手。士兵们“哗啦”一声举起步枪，枪栓拉动的声音在空地里格外刺耳。 陈仪闭上眼睛，嘴角还带着点笑，像是想起了什么痛快事。或许是当年在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次打靶就拿了满分；或许是在杭州西湖边，看着自己创办的水产学校，第一批学生毕业；又或许，只是想起了年轻时喝的那坛女儿红，甜得能醉死人。 蒋鼎文别过头，听见身后传来一声整齐的枪响，像闷雷滚过头顶。风还在吹，相思树的叶子哗哗响，像是在说些什么，又什么都没说。 他捏着那壶没开封的酒，站在原地，直到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酒壶里的酒渐渐凉了，就像那些隔着生死、再也续不上的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