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直是奇迹！”1922年，一个英国人在做实验时，在培养皿中添加了一点自己的鼻涕！没想到，竟意外发现了可以消灭细菌的溶菌酶！六年后，他研发出了能拯救上亿人生命的“神药”。 那天，他正对着培养皿研究一种黄色球菌。一般的科学家，做实验那是讲究无菌操作，恨不得把自己包进真空里。弗莱明倒好，正观察着呢，鼻子一痒，“吸溜”一声没忍住，一滴晶莹剔透的鼻涕就这样直直地掉进了满是细菌的培养皿里。 换做别人，这培养皿肯定得扔了，那是严重的实验事故啊。但弗莱明这人有个特点，就是好奇心重，也许还有点懒。他看着那滴鼻涕，心里嘀咕：这玩意儿掉进去，会对细菌产生什么影响呢？索性，他没管它，把培养皿放到了一边。 两周后，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当弗莱明再次拿起这个被“污染”的培养皿准备清洗时，他惊得瞪大了眼睛：原来的黄色球菌长满了整个盘子，唯独那滴鼻涕的周围，干干净净，就像被橡皮擦擦过一样，形成了一个透明的圆圈！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鼻涕里有东西能杀死细菌！ 弗莱明兴奋坏了。为了验证这个发现，这哥们儿简直“疯”了。他推断这种杀菌物质存在于体液中，于是开始满世界收集眼泪。那个画面，一个大男人，手里拿着切开的柠檬，或者干脆剥洋葱，追着同事满实验室跑，逼着人家流眼泪给他做实验。那段时间，同事们见了他都得绕道走，生怕被抓去当“泪腺奶牛”。 经过反复折腾，他终于确认了这种物质，并给它起名为“溶菌酶”。 虽然后来的研究证明，溶菌酶杀菌能力有限，对于致病性强的细菌没啥大用，但这事儿给了弗莱明一个巨大的启发：人体自身就有抗菌防线，而且，生物界一定存在某种天然物质，是细菌的克星。 如果说发现溶菌酶是小试牛刀，那么6年后那次更著名的“不靠谱”操作，则是彻底改变了人类历史。 1928年的夏天，伦敦热得像个蒸笼。弗莱明准备去度假，心早就飞到了海边。离开实验室前，他那一贯的“不拘小节”又发作了——几十个培养葡萄球菌的器皿，既没有清洗回收，也没有放进恒温箱，就那么随手堆在了实验台上。 更要命的是，他忘了关窗户。 在他度假的这段日子里，伦敦变天了，阴冷潮湿的风卷着外面的尘土和孢子，大摇大摆地钻进了实验室，落在了一个被遗忘的培养皿上。 9月，弗莱明度假归来。面对一桌子的凌乱，他叹了口气，开始收拾残局。就在他拿起一个发霉的培养皿准备扔进消毒水桶时，他那敏锐的眼神再次定格了。 这一眼，价值连城。 在这个长了绿毛的培养皿里，霉菌周围出现了一圈熟悉的“空白地带”。那一刻，时空仿佛重叠，6年前鼻涕杀菌的一幕再次上演。但这回，主角变成了霉菌。 弗莱明立刻意识到，这种青绿色的霉菌分泌出了一种东西，把周围顽固的葡萄球菌全给干掉了！他赶紧把这种霉菌分离出来，经过鉴定，这是点青霉菌。于是，那个后来响彻寰宇的名字诞生了，“青霉素”。 弗莱明虽然发现了青霉素，但他是个细菌学家，不是化学家。他遇到了一个迈不过去的坎儿：提纯。他培养出的青霉素汁液，极不稳定，稍微一动就失效，而且产量低得可怜，用来做实验小白鼠都死了一大片。 这一卡，就是整整10年。 虽然弗莱明写了论文，大声疾呼它的潜力，但在当时那个崇尚化学合成药物的时代，没人把这个从烂霉菌里长出来的东西当回事。弗莱明自己也灰心了，甚至一度放弃了研究。 直到1938年，那个被历史尘封的接力棒，传到了牛津大学的弗洛里和钱恩手中。 这两位大神在翻阅旧论文时，意外看到了弗莱明的发现。他们敏锐地觉察到，这可能就是他们寻找的终极武器。 牛津团队开始了艰苦的攻关。你知道当时的条件有多艰苦吗？为了培养足够的霉菌，他们把实验室变成了“酱油厂”。因为没有足够的容器，他们征用了几乎所有的东西：浴缸、牛奶桶、甚至医院用的便盆。 他们还雇了一群姑娘专门负责照看这些发酵罐，这些姑娘后来被亲切地称为“青霉素女孩”。 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美国。为了寻找产量更高的霉菌菌株，研究人员简直成了“捡破烂”的。他们满菜市场转悠，盯着发霉的水果看。最后，一位女助手在一颗烂掉的哈密瓜上，找到了一株“霉菌王”。这株霉菌的产量，比弗莱明最初发现的那株高出了几千倍！ 紧接着，美国强大的工业机器开动了。深层发酵技术解决了大规模生产的难题。 1944年诺曼底登陆时，盟军士兵的背包里，除了弹药和干粮，还多了一样保命符，青霉素粉剂。 曾几何时，战场上的细菌感染死亡率高达18%以上，青霉素一出，这个数字直接断崖式下跌。无数本该截肢、死亡的战士，因为这一针药，得以活着回家见他们的父母妻儿。 二战结束后，弗莱明、弗洛里和钱恩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虽然是弗莱明推开了门，但如果没有后面团队的工业化努力，这扇门可能还会关上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