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解放战争结束后国民党败退台湾，在战场上没能取得胜利的国民党心中自然有所不满，于是气急败坏的国民党便开始对位于台湾地区的地下党员实施抓捕。

1945年深秋，刚在广东梅州老家拜完堂的他，接到了组织派往台湾潜伏的命令。

临行前，他望着妻子隆起的小腹，只留下一句若不归，勿等，便登上了开往基隆港的货轮。

在台湾岛的最初几年，谢汉光靠着广西大学农学院的文凭，在台中农业试验所找到了工作。

他和张伯哲、陈仲豪、梁铮卿组成四人小组，白天改良稻种，晚上用米汤在报纸边角写密信。

南屯村的老人们还记得，那个戴眼镜的叶先生总在田埂上一蹲就是半天，手里的笔记本写满了谁也看不懂的符号。

1949年冬天来得特别早，谢汉光在农具房整理稻种时，突然看到张伯哲跌跌撞撞跑来。

这个平日里沉稳的伙伴脸色煞白，塞给他一张揉皱的纸条：速走，勿念。

三天后，报纸上登出共匪间谍落网的消息，梁铮卿的名字赫然在列。

他连夜逃到南屯村，汤溪伯递来的那碗热粥，成了他前半生最后一口安稳饭。

接下来的38年，谢汉光成了叶依奎。

这个从大陆逃来的国民党逃兵，靠着改良稻种让全村亩产提高两成，村民们渐渐忘了他的来历。

每年清明，他都会往大陆方向烧一沓纸钱，嘴里念叨着家里还好吗。

1987年深秋，村广播里突然说可以去大陆探亲，他攥着那张泛黄的《台湾地下党工作大纲》复印件，手抖得像筛糠。

广州火车站的出站口，谢汉光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举着谢汉光的牌子。

四目相对时，老太太手里的牌子哐当掉在地上。

我以为你早不在了，妻子摸了摸他脸上的皱纹，就像42年前给他整理衣领那样自然。

儿子谢建国站在旁边，手里捧着的相册里，全是按年份排列的寻人启事。

在广东省政协办公室，陈仲豪颤巍巍地抓住他的手。

这个当年以为早已牺牲的战友，从抽屉里拿出1946年的小组合影。

照片里四个年轻人穿着中山装，背后是试验田的木牌。

组织找了你38年，陈仲豪把一枚褪色的党徽别在他胸前，现在可以回家了。

床头那方红盖头早已褪色，南屯村的稻田却还在生长着他改良的稻种。

谢汉光晚年总爱坐在院子里看海峡地图，手指一遍遍划过台湾海峡。

1990年清明，他让儿子把骨灰分成两份，一份撒在梅州的稻田，一份撒在南屯村的水渠里。

这样两岸的稻子，就能一起生长了，这是他留给世界最后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