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白崇禧死后，蒋介石前来吊唁。在灵堂上，他问白家人有何困难，白崇禧的小儿子却说：“白家子弟有困难也会自己解决，不会求人！” 这句话很短，但分量很重。 这不是年轻人赌气，而是白家对多年遭遇的回应。 蒋介石听完，嘴角抽了抽，像被一根看不见的细针扎在腮帮子。他伸手想拍拍白小六的肩膀，手悬在半空，又缩回去，最终只挤出一句“好，好”，转身钻进凯迪拉克。车队扬长而去，卷起一地纸灰，活像给白家补了一场“二次出殡”。灵堂里，白小六把孝帽一把扯下，额头全是汗，不是吓的，是憋的——憋了十几年的那口气，总算吐出来，带着血腥味儿。 白家落魄不是一天两天。当年老白“小诸葛”的名头响遍全国，桂系钢七军打到山海关，蒋介石都得递烟敬酒。可江山坐定，鸟尽弓藏，老白从国防部长被调成“战略顾问”，办公桌只剩一部不响的电话。1952年搬来台北，连栋像样的宿舍都没捞着，一家十几口挤在南昌街旧仓库，屋顶下雨接盆，冬天靠烧字纸取暖。蒋介石偶尔想起这位老搭档，派人送两包大米，米袋上印着“反共抗俄”，倒成了最辛辣的讽刺。 白崇禧心里门儿清，嘴上从不抱怨。每天四点起床，打太极、写毛笔字，有空就去三军球场看士兵打球，坐在角落啃馒头。有人问他委屈不，他哈哈一笑：“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笑完把馒头渣拍干净，起身走人。背影瘦得像竹竿，却硬得能当标枪。白家孩子就在这种“硬”里长大：上学缴不起学费，老白把配枪卖了；校服褪成灰白，老大自己拿墨水染；老二想进“国防英语学校”，政审表上盖个“前桂系”，当场刷掉，回家哭一鼻子，第二天照样念省立商工。外人看叫苦，他们管这叫“日常”。 所以蒋介石那句“有何困难”一出口，白小六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有人掀开陈年泡菜缸，臭味儿全涌上来——白家难的时候，你装看不见；如今人走茶凉，跑来送温暖？他话到嘴边，只剩那句硬邦邦的“自己解决”。不是不怂，是知道求人不如求己，求蒋介石不如求菩萨。老蒋走后，白小六回头看见母亲马佩璋遗像，老太太年轻时骑大马、挎驳壳枪，比男人还飒。她临终交代过：“咱们白家可以穷，可以死，不能没骨头。”这句话比遗嘱还管用，钉在每个孩子脑门儿上。 出殡第二天，民政局来了通知：公墓地价涨三倍，要是七天内不交钱，坟位就给别人。白家账上只剩八百块，白小六把父亲留下的将官佩剑包起来，拿去当铺。掌柜一看剑柄上“抗日铁军”四个字，眼都直了，低声说：“小六爷，我出五万，您别还价，再多我也不敢收。”白小六拿钞票回家，兄弟姐妹蹲在厨房数，数完把碎纸壳往炉膛一丢，火苗“轰”地窜老高，映得人脸红。老三突然开口：“爸要是活着，肯定骂咱们——一把破剑换块水泥地，值吗？”老四回他：“爸更怕咱们去求‘那边’。”一句话，屋里又安静，只剩火舌噼啪。 后来白家孩子各找各活路：老大跑船，老二开计程车，老三混到大学副教授，老四最绝，去瑞芳矿井下井，黑得只剩牙能反光。他们再穷，也没谁去找“七海官邸”批条子。1975年蒋介石去世，电视直播遗体进中正纪念堂，白小六正在夜市摆地摊卖拖鞋，瞄一眼屏幕，低头继续找零钱。有人问他不去“瞻仰”？他咧嘴：“我鞋摊儿忙，没空。”口气淡得像说别人家丧事。 我头一次听这段，是在台北一家破小吃店。老板是白家远房侄子，收摊后拎两瓶金门高粱，拍桌子骂娘：“什么蒋白情深，都是写戏本子！真情深，会让老白家三代挤十坪破屋？会让‘小诸葛’连块坟地都买不起？”他灌一口酒，拿筷子蘸水在桌上画线，“看，台湾地图——老蒋的坟在中正区，占地二十五公顷；老白的在六张犁，两坪半，还是租的。哼，自己解决？我们就解决给你看！”说完“啪”一声把酒杯扣桌上，玻璃碎渣溅起，像极了当年那句硬话的回声。 我走出店门，夜雨扑脸，忽然明白：白小六那句“不会求人”，不只是跟蒋介石赌气，是把“骨气”两个字钉进家谱。它像一面小镜子，照出大人物们的长袖善舞，也照出小人物的倔强生存。历史书总爱写“蒋白合分影响国局”，可真正落到地面，是分米、分地、分坟头的琐碎。那些被大叙事忽略的小家庭，用一句“自己解决”守住底线，也许比任何口号都更接近“尊严”的本意。 今天说起白家，年轻人多半一脸懵：白崇禧？是白先勇亲戚吗？我通常笑笑不解释。历史热度只有三秒，可那股子硬气，如果能留一秒，也算没白写。毕竟，谁这辈子没遇到过“求人还是求己”的选择题？选“自己解决”，路可能难走，但至少半夜梦回，不会被自己瞧不起。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