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日本宪兵队长在茶馆喝茶，这时，一个穿着白色旗袍的军统女特工，故意和他撞了一下，并趁机掏枪，对着他的心脏打了一枪！ 茶盏落地的脆响混着枪声炸开时，花园饭店二楼的评弹正唱到"鸳鸯蝴蝶"的婉转处。 穿白色旗袍的女子没有片刻停留，转身消失在楼梯转角的阴影里，留下藤田久雄的身体重重砸在红木茶桌上，鲜血漫过青瓷茶具在桌布上洇出深色花斑。 周围茶客的尖叫与评弹弦索的断裂声搅在一起，成了常熟城1940年最深的一道伤疤。 这个叫蒋履苹的22岁姑娘，三个月前还在苏州女子师范的课堂上临摹《兰亭序》。 档案里记载她"容貌清丽，善弈棋"，同学们记得她总在课后读邹韬奋的《萍踪寄语》。 1938年深秋，她突然从学校消失，再出现时已出现在军统苏南情报站的花名册上，代号"白鹭"。 戴笠亲自挑选的这批女特工，要的就是这种看似柔弱的伪装，就像她们随身携带的比利时FN微型手枪，巴掌大小却能在五米内洞穿钢板。 藤田久雄的名字当时在常熟百姓口中是禁忌。 这个宪兵队长最爱在粮荒时把抗粮百姓吊在城门暴晒，《常熟文史资料》里记着1940年夏天那起惨案：七名农民被晒得皮肤开裂，最小的才十五岁。 他每周三午后到花园饭店喝茶的习惯，被情报员记在卷烟纸上递进了情报站。 行动前三天，蒋履苹在秦淮河码头反复演练过撤离路线，码头船夫至今记得那个穿旗袍的姑娘总在测算水流速度。 动手那天她特意选了评弹演出时段。 三弦和琵琶的嘈杂能掩盖枪声，而白色旗袍在人群中既显眼又不会引起怀疑。 后来档案解密显示，她算准了藤田的警卫会在楼下抽烟，算准了楼梯转角的视觉盲区，甚至算准了午后阳光斜照在旗袍上的反光会短暂晃眼。 当她"踉跄"着扶住藤田胳膊时，那把藏在袖中的手枪已经顶住了对方心口，整个动作流畅得像提前排演过千百遍。 日军封锁全城用了28分钟，这是《华中派遣军宪兵报告》里的精确数字。 而蒋履苹早已顺着饭店后门的阴沟爬出，换乘三辆黄包车后抵达芦苇荡。 接应的交通员说她旗袍下摆沾着泥，却始终挺直着背，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只是没人知道，这个刚完成致命一击的姑娘，夜里会在破庙里对着月光擦拭那把沾血的手枪，枪柄上刻着的"精忠报国"四个字被磨得发亮。 1941年春天，因叛徒出卖，蒋履苹在无锡被捕。 监狱档案记载她遭受了七天七夜的电刑，"体无完肤仍骂声不绝"。 临刑前她要求整理仪容，看守发现这个23岁的女囚内衣里缝着半张泛黄的全家福。 日军把她的遗体钉在城门示众，却没想到百姓夜里偷偷往她身上盖衣服，后来还传出"城门高，烈士笑"的民谣。 2018年，DNA技术终于确认了那具无名遗骸的身份，当年的白色旗袍早已化作尘土，但那份勇气却在常熟烈士陵园的"血色旗袍"雕塑上永远凝固。 如今走进常熟抗战纪念馆，还能看到按档案还原的花园饭店场景。 玻璃柜里陈列着同款FN手枪，旁边是蒋履苹学生时代的笔记本，最后一页写着"愿以寸心报华夏"。 阳光透过窗棂照在展柜上，旗袍的幻影与泛黄的字迹重叠，像在告诉每个参观者：有些生命虽然短暂，却能在历史长夜里划出永恒的光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