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清华教授叶公超迎娶北大女学生，被赞为佳话，婚后，女学生却远走国外40年不归家。 后来叶公超病重，写信哀求：“我错了，求求你回来看看我吧。”这位女学生名叫袁永熹，她收到信后，愣了半晌，随即便把信撕得粉碎，冷笑道：“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这段从佳话到陌路的婚姻，藏着比民国小说更戳心的现实，叶公超是留洋归来的才子，袁永熹是北大英文系的校花，当年婚礼上胡适送的“才子佳人”匾额还没挂旧，裂痕就悄悄爬上了墙。 抗战西迁昆明时，全家挤在茅草屋里，袁永熹用旧衣改窗帘、开垦菜地，被朋友夸“乱世里的体面”，叶公超却嫌饭菜粗鄙、衣物寒酸，甚至在钱钟书夫妇来访时，因为菜味太淡当众摔了筷子。 真正让袁永熹心死的，是那桩“堂妹”风波，所谓堂妹，其实是毫无血缘的远房亲戚，已婚的她和叶公超在学术会议上勾搭上了。 袁永熹发现书信时，叶公超先嘴硬“只是兄妹”，直到被撞破两人共处一室，他才不再掩饰。 提出离婚被拒后，1940年的冬天，袁永熹带着10岁的儿子和8岁的女儿，头也不回地登上了去美国的船。 到了纽约，袁永熹活得比谁都硬气，拒绝叶公超托人寄来的生活费，说“我的孩子不需要背叛者的钱”，靠教中文、翻译书稿把两个孩子拉扯大。 儿子后来成了麻省理工的教授，女儿当上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馆长，家里却从没挂过一张叶公超的照片，她也绝口不提那个名字。 叶公超的晚年挺讽刺，1970年从“外交部长”位上被解职后，独居台北的老房子，以前围着他转的红颜知己都走了。 1981年查出肺癌晚期，他颤巍巍写了三封信，字里行间全是悔恨，求袁永熹“见最后一面”。 可袁永熹只是把信撕了，对女儿说：“他毁家的时候，就该想到会有今天。” 叶公超当年摔筷子时，大概没料到那个在昆明茅草屋里种菜的妻子，会用四十年不回头的决绝，给他最狠的反击。 我觉得婚姻里最凉的不是贫穷，是把对方的牺牲当空气，把背叛当才子的特权。 你把人家的真心踩在脚下，就别怪人家转身时，连背影都不给你留。 叶公超去世后，袁永熹托人送了副挽联，写着“往事如烟，此生缘尽”，自己没去台北。 1991年她走的时候，遗嘱里特意写了“骨灰与叶公超分开安葬”，纽约郊外的墓碑上，只刻着生卒年月，连名字都没留。 那封被撕碎的信，就像他们婚姻的碎片，拼不回当年的佳话，只留下一个答案：尊重从来不是求来的，是自己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