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22岁的张幼仪刚生下儿子，就被徐志摩逼着签离婚协议。 产房里的血腥味还没散尽，他递来的纸已经放在床头，笔尖划过“离婚”两个字时，她能听见自己指甲掐进掌心的声音。 签完字她没掉一滴泪，当天就给公公徐申如写了封信，字不多：“想读书，缺钱。” 徐申如的回信三天后到了，毛笔字写得遒劲：“我供你！好好读，学成归来羞死这负心汉！”后来才知道，这位传统士绅早看不惯儿子荒唐，偷偷给她汇的生活费，比给徐志摩的还多三成。 她拿着这笔钱买了去德国的船票，甲板上的风掀起围巾时，她第一次觉得“张幼仪”这三个字，不再是谁的附属品。 在柏林的日子比想象中难，德语课本翻到第三遍还是记不住语法，怀里的小彼得整夜哭，房东太太总在楼下敲地板。 1925年春天彼得夭折那天，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天，第四天早上照常去学校，只是课本里夹了片干枯的银杏叶那是儿子满月时徐志摩随手摘的，如今成了她跟过去唯一的联系。 她开始同时修幼儿师范和法语，图书馆闭馆的铃声里，总能看见她抱着书往宿舍跑的背影。 回国时上海已经变了天，1928年她站在女子商业银行门口，看着“副总裁”的牌子被工人挂上去，手心全是汗。 这家银行当时账面只剩几千银元，储户天天堵门，她把徐申如给的钱全投了进去，亲自去码头找那些做外贸的商人拉存款，旗袍下摆沾了泥也顾不上擦。 一年后银行扭亏为盈，庆功宴上有人问她秘诀，她端着酒杯笑：“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数账本罢了。” 后来她又开了云裳时装公司，第一次把西方立体剪裁引进上海，橱窗里挂着收腰连衣裙那天，整条南京路都挤满了看热闹的人。 有老派太太嘀咕“离婚女人抛头露面”，她听见了也不恼，转头就让裁缝给对方女儿做了件新式旗袍，领口绣的不是牡丹是蔷薇那是她在德国见过的花，倔强得很，根扎在石缝里也能开花。 1931年徐志摩飞机失事的消息传来时，她正在开董事会，秘书把电报递过来，她捏着纸静了半分钟，然后继续说：“下一项讨论春季新款面料。”散会后她独自去了海宁，帮着处理后事，给陆小曼送生活费时，对方红着眼说“对不起”，她摇摇头：“人都走了，说这些没意思。”转身却在墓园里站了很久，墓碑上的名字被雨水打湿，恍惚间又看见当年那个递离婚协议的年轻人，只是这次，她心里已经没了波澜。 多年后整理旧物，那封“我供你”的信还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旁边是女子商业银行1930年的年度报表，钢笔圈出的“净利润”三个字被磨得发亮。 她摸着信纸边缘泛黄的折痕，想起柏林图书馆闭馆时的铃声，想起云裳橱窗里第一束蔷薇盛开的样子。 这个曾被贴上“弃妇”标签的女性，用半生时间证明：所谓重生，从不是等来谁的救赎，而是在泥地里踩出脚印时，敢抬头说“这条路，我自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