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许光达和分别10年的妻子终于团聚。谁料就在妻子要扑到许光达怀里时，他却一把推开妻子：“去打一壶热水回来！”邹靖华一愣，说水壶是满的，许光达却执意道：“不打也要到院子走一圈！”许光达想通过这个举动，向延安的战友们表明，自己的妻子已经平安到达。 许光达的克制，来得不是一时冲动。早在1932年，许光达因在洪湖苏区作战受伤，被送往苏联治疗，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那时他就已经断了与邹靖华的联系。苏联生活并不轻松，他既要恢复伤势，又要面对战术课程上的高强度训练。 他随身带着写有俄文住址的小纸条，让回国的同志捎信，希望邹靖华能看到地址后回信。但没过多久，国民党与苏联关系破裂，这条微弱的通信渠道彻底断了。 一次战术课上，指导员问他：“你是党员，为何课业总是带情绪？”许光达没吭声。下课后他对室友说：“家里音讯全无，人是铁打的也会沉下去。” 那年他24岁，和邹靖华分别已经快四年。室友劝他再娶，他摇头：“她若还活着，我不能辜负。” 伏龙芝的毕业证还未捂热，他就被调回国内，前往延安，担任抗大教育长。这一职务虽不直接参与战斗，但肩负培养红军干部重任。 许光达对此极为认真。每次教学，他会将苏联所学融入红军作战特点，从不马虎。有人说他“把军事课讲得像政训课”，他一笑置之，继续在黑板上勾画阵地走势。 延安风气纯朴，战士干部之间如一家。许光达这样的“高级干部”自然受到不少人关注。不少青年女同志因佩服他的作战经验和学识而接近，有人甚至直接表白。 他都一一拒绝。 有人劝他：“你那原配怕早就不在了。”他却回了一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邹靖华十年里吃尽苦头。乡公所多次上门盘问“那个叫许德华的是不是共产党”，她咬牙不说实话。1930年，她看到报纸上一则“红匪许德华被处决”的假新闻，整个人瘫在地上。 之后她便四处借书看。 1937年，她在长沙遇到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托他带话给延安的老战友。林伯渠收到后转告许光达，后者正在批改作业，手里的钢笔掉在了地上。 许光达没敢当即去接，只是让人把窑洞打扫干净，又安排一个干事引路。他思前想后，觉得要让同志们自然地知道这件事，不能引起轰动。 于是才有了那句“去打一壶水”。 那一圈走下来，邹靖华的委屈化成了眼泪，但她什么都没问，只是低头笑了笑。许光达跟着她回到屋里，把抽屉里的党章翻开，夹着一张发黄的照片，递给她看：“你走的那年拍的，我一直留着。” 后来许光达继续担任抗大副校长，负责战术课建设。邹靖华则调往地方妇女工作岗位，组织农村妇女识字。二人各司其职，从未利用身份为彼此谋过私利。 他们常年聚少离多，但从未争吵过一次。 到了1955年，许光达被授予开国大将军衔，是唯一一个黄埔一期出身的大将。他在授勋后对记者说：“我没什么功劳，我只是个老兵。” 实际上，他是唯一一个在1956年主动上书请求降衔的大将，他说自己在战争中无大战绩，不该与粟裕等人并列。 邹靖华闻讯后只说了一句：“这人，还是一样倔。” 十年分别，一生牵挂。那一壶水的背后，是许光达一辈子对信仰、对家庭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