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58岁的郑念拒绝出狱，她需要一个道歉。突然，暴跳如雷的监狱长，狠狠地下令说：“把她扔出去…”就这样，郑念被人架着，粗鲁地扔了出去。   1973年的上海，某个看守所里，早已过了刑期、本该重获自由的犯人，双手却死死抓住门框，甚至是用身体对抗着推搡，那个满脸怒气的监狱长最后几乎是像扔垃圾一样，命人把这个58岁的女人丢到了大街上。   她被“赶”出监狱，理由只有一个：她拒绝没有尊严的释放，她不仅坚持自己无罪，甚至强硬地要求监狱方必须公开道歉，这个身陷囹圄六载、险些因长时间反扣手铐而致残的女人，就是郑念。   她从脏兮兮的地面上缓缓爬起，整理好被扯乱的衣襟，那种从骨子里透出的体面，竟比她当年四次登上《北洋画报》封面时还要摄人心魄，若要读懂郑念，便不能只盯着她显赫的家世，即便父亲是北洋政府高官，即便她那原名姚念媛的名字曾是北平名媛圈的金字招牌。   真正塑造她灵魂硬度的，反而是那些被剥离了繁华的至暗时刻，早在留英期间，拥有经济学硕士学位的她就拒绝了成为女明星的所谓“捷径”，她很清楚皮囊的漂亮撑不起人生的重量，这种清醒，在她与外交官丈夫郑康琪回国后表现得尤为明显。   无论是从澳大利亚回到风云变幻的中国，还是在1949年毅然留在上海拒绝前往台湾，甚至是在1957年丈夫因癌病逝后，她独自顶上壳牌石油公司总经理助理的高位，每一步，她选的都是那条更难走的路。   但命运似乎总在试探一个人的底线，1967年那帮人冲进家门砸碎古董、甚至把冰箱都拉走的时候，郑念还在安然地吃着早餐，这种极度的冷静背后，是一种长期修习的内在秩序，这种秩序被她带进了如同地狱般的单人牢房。   常人若是被诬陷为“间谍”恐怕早已精神崩溃，可郑念却在发霉的墙壁上做起了文章，她不仅每天坚持背诵古诗词和英文书籍以防大脑迟钝，还在那样狭小的空间里自创体操防止肌肉萎缩，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她竟然用省下来的手纸贴在墙面上隔绝污秽。   还找看守借来扫帚打扫这方寸之地，在那样一个不需要“美”的年代，她用行动证明，高贵不是穿在身上的丝绸，而是即使身处泥沼也要把周围洗净的态度，可这种坚硬如铁的意志，在面对亲情时也会瞬间碎裂。   在监狱里熬了六年，除了身体的痛楚，支撑她活下去的唯一信念就是那句对女儿郑梅萍说的“等妈妈回来”但那场迟来的、直至1978年才等到的“对不起”却无法换回那条鲜活的生命，出狱后的调查让她从虚假的“自杀”结论中挖出了血淋淋的真相。   那个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才华横溢的年轻演员，早在1967年就被殴打致死，即使凶手后来被判了死缓，服刑十五年，那份彻骨的母女永隔之痛，也成了郑念后半生无法填补的空洞，在处理完这一切后，1980年，65岁的郑念做出了一个彻底的切割。   她把家中幸存的珍贵文物全部捐给了上海博物馆，带着一身伤痛远赴美国，对于很多人来说，古稀之年异国漂泊凄凉无比，但对郑念而言，这更像是一场迟到的重生，她仿佛把前半生那个被生活优待的“壳牌石油高管”彻底忘掉。   像个刚毕业的学生一样，从头学习如何用自动提款机，如何去超市购物，甚至在这个年纪考取了驾照，哪怕开上了高速公路也毫不犯怵，她学着跳老年迪斯科，哪怕家中只有她一人，她也会把屋子布置得精致优雅。   这与其说是一种生活习惯，不如说是一种对庸俗和颓废的终身抵抗，在大洋彼岸的日子里，她以笔为刀，写下了震动英美文坛的《LifeandDeathinShanghai》（上海生死劫），不是为了控诉，而是为了给逝去的亲人，特别是亡夫郑康琪和爱女留下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痕迹。   晚年的她住在华盛顿，正如福楼拜所言：“一位真正的贵族是到死都保持贵族的风采和尊严”这种风采，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妥协。   2009年的一个日子，94岁的郑念在家中因洗澡水过热而意外烫伤，这原本是可以医治的伤，却因为引发了细菌感染而急转直下。   面对医生的死亡告知，这位一生经历过大富大贵、也嚼碎过至痛苦难的老人，只说了一句“我准备好回家了”那一年11月，她的骨灰遵照遗愿撒入了太平洋，那一刻，她终于不再需要独自坚强，在海水的拥抱中，与早早离去的丈夫和女儿完成了跨越时空的团圆。 信息来源：人民网，《郑念：绝境中的优雅与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