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军宣布投降后，11名日军逃到了辽宁太平房火车站躲避，没想到的是，已经投降了，日本兵却依然对中国人进行打骂。   1945年8月的东北，收音机里那句关于“无条件投降”的广播，并没有立马给这片黑土地带来真正的太平,在那之后整整七天里，阜新煤矿和义县之间的铁道线上，发生的一切更像是一场关于“不甘”与“复仇”的疯狂拉锯。   煤矿劳工们的愤怒在8月15日那天达到了顶峰，压抑了十四年的情绪化作了被砸碎在地上的矿灯和满山乱飞的铁镐,但这股劲头过后，摆在所有人面前的现实难题是怎么回家,为了拼凑出一列能动的火车，大家耗了整整三天。   那个老旧的车头连挡风玻璃都缺了一块，根本没人敢开,最后的局面显得颇为黑色幽默：伪警察孙浩文不得不拿着两包烟，在车站里演了一出“猫捉老鼠”追了半里地，好不容易才拦住一个四处躲藏的司机，甚至为了找个肯上路的把式.   把义县车站堆满草料的屋子都翻了个底朝天，才把一位缩在那里的老司机给“请”了出来,没人预料到，这列满载着渴望回家的铺盖卷和补丁衣服的火车，会在大平房车站撞上一堵看不见的墙，8月21日的太阳照常升起，却照亮了日本人从未熄灭的杀机。   即使宣布投降了，这里的日军似乎并没有把自己当作败军之将，他们有的还穿着那身黄皮军装，有的已经换上了便装和服，就那么蛮横地跳下一辆巡道车，手里端着枪，死死拦住了载满数千同胞的归乡路。   那是一场完全不对等的对峙，一方只想过路去金岭寺，另一方却依旧习惯性地把中国人当作草芥，哪怕到了这个时候，日本人也没学会哪怕一丁点的收敛，面对试图争辩的中国司机，那顶瘦高的军帽下冒出的回答是冷冰冰的枪声。   鲜血顺着老司机的袖管滴在漆黑的煤堆上，触目惊心，更惨烈的是那位抄起铁钎子冲上去拼命的司炉，甚至没来得及冲到近前，胸膛就被子弹贯穿，倒地时手里的铁钎子还攥得死紧，这彻底引爆了积压已久的仇恨，矿工大汉手里那块几十斤重的大石头。   和自卫队队员于黑子手里打得通红的枪膛，成了那个上午最硬气的回应，一场混战下来，十个不可一世的侵略者变成了倒在站台上的尸体，只有一个身材矮胖的家伙像耗子一样钻进了玉米地，那是罪恶留下的祸根。   事情本该到此为止，可人心里的恶，有时候比枪炮更难防，在这场冲突的间隙，人性的复杂与懦弱被扒得一干二净，那个试图维持“和平假象”的赵濂铭，站在人群里喊着“别多杀”、“讲道理”结果换来的是狠狠的一巴掌。   而当地那些掌事的人，像魏德馨之流，直到大难临头还在祠堂里争执不下，有人甚至还在幻想能不能通过“送点粮食磕个头”来平息事态，这种幼稚的幻想，在第二天清晨被装甲车刺耳的轰鸣声碾得粉碎。   8月22日，报复来了，那逃跑的矮胖子并不是去逃命，而是去叫了更凶残的恶鬼，足足两百多人的全副武装，外加一辆不知从哪开来的装甲车，那一天的清晨，对于卖烧鸡的小贩王举来说，噩梦来得比日出还快。   他刚在老槐树下支好摊子，西边村口疯狂乱叫的土狗就成了最后的警报，谁也没能挡住这钢铁巨兽，哪怕是那个勇敢的老工人不顾生死地扳动道岔，拼了命把日军的装甲车掀进了路边的泥沟，也没能阻止车上跳下来的恶魔扣动扳机。   那不是战争，那是纯粹的屠杀，是对“战败”事实最无能、最懦弱的宣泄，那一刻的残忍，完全超出了人类的底线，怀着身孕的寇家媳妇，哪怕躲到了村头的草垛旁，也没能护住肚子里的孩子。   那些丧心病狂的士兵，竟然用刺刀挑开了她的肚子，那没出世的小生命就这样摔在地上，抽搐着直到不再动弹，随后两声枪响带走了母子二人的所有希望，这种暴行并非个例，在李宝元家的那片高粱地里，一个父亲绝望地数着身边的孩子。   仅仅因为少了一个大儿子，回头寻找的功夫，脑袋就被活生生割了下来，更让人心碎的是那个王家的十岁男孩，这群野兽在杀了他的父亲后，竟然逼着他和一群孩子用井水给被打死的鬼子擦尸体。   孩子透过井水的倒影看见了自己满脸的泪，就在他不想干了想扔掉手里脏布的那一刻，枪托砸在了他的背上，最后这些孩子稚嫩的头颅，被残忍地割下，像挂风铃一样挂在了车站冰冷的栏杆上，很多人为了逃命跳进了大凌河，可正值汛期的河水并没有成为保护神。   那像小山一样的浪头卷走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岸上的人嗓子都喊哑了，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亲人变成水面上浮沉的黑点，两个小时，仅仅两个多小时，103个名字从户籍簿上被永久抹去，267间房子化作了焦炭，黑烟遮住了太阳。   整个村庄笼罩在烧焦的味道和浓烈的血腥气里，后来幸存的金秉成老人在很多个夜里都能听到虚幻的哭喊声，那是冤魂在河边、在废墟里的哀鸣，日本人败了，但关东军到最后也没把刺刀放下。   这起发生在大平房的惨案，不仅是投降后的流血，更是一个民族在极度屈辱和愤怒中留下的最后一道伤疤。 信息来源：辽宁省朝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朝阳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