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妻子写了一封信，让67岁的老舍被殴打一整天。半夜，他一瘸一拐回家，敲门数次，都无人应答。身心俱疲的老舍，来到河边，一只脚迈了上去… 老舍先生回家后，遇到了什么？ 据后来的许多史料回忆和坊间流传，那天半夜，老舍拖着伤腿，一瘸一拐地回到家门口。他敲了门，一次，两次，三次。屋里头静悄悄的，没人应答。 是家里没人吗？不是。妻子胡絜青和孩子们都在。 是听不见吗？那敲门声在寂静的深夜里，那是砸在人心上的响声，怎么可能听不见。 门没开，是因为心门早就关上了。 这就要说到那个让老舍先生万念俱灰的“导火索”。在那场批斗之前，有一封检举信，或者说是大字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封信的内容，直指老舍的“作风问题”和“拿美金”等罪状。而写这封信的人，正是他的结发妻子，胡絜青。 这就让很多人想不通了。想当年，这两个人也是自由恋爱，也是有过海誓山盟的啊。 三十年代那会儿，老舍还在青岛教书，那是正儿八经的“海归”加名校教授，才华横溢。胡絜青呢，是北师大的高材生，满族正红旗的格格，又是著名画家齐白石的女弟子。 老舍追胡絜青的时候，那劲头简直像个刚学会写诗的毛头小伙子。 一天一封信，有的信长得能当散文发。他在信里不光说“我爱你”，还把将来的日子怎么过，甚至以后生了孩子谁带，都规划得明明白白。那时候的胡絜青，被这一百多封滚烫的情书彻底打动了。 两人结了婚，一开始也是蜜里调油。老舍写《骆驼祥子》，胡絜青就负责所有的家务，甚至可以说是把老舍伺候得舒舒服服，让他能安心搞创作。这在当时的文坛，也是一段佳话。 可坏就坏在后来那场该死的战争，以及战争里冒出来的“那个人”。 抗战爆发，老舍一腔热血，抛家舍业去了武汉、重庆，那是大后方，是抗日宣传的中心。胡絜青呢？因为孩子太小，老母亲又病重，只能留在北平沦陷区死守。 这一守，就是六年。 在北平，胡絜青过的是什么日子？那是地狱。日本人三天两头来骚扰，物价飞涨，孩子嗷嗷待哺，她得像个男人一样撑起这个家。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等仗打完了，我就能见着丈夫了。 而在重庆的老舍呢？他是文协的总负责人，身边围着一群激进、热情的文艺青年。这时候，一位叫赵清阁的女作家走进了他的生活。 赵清阁和胡絜青完全是两类人。胡絜青是那种传统的贤妻良母，那是柴米油盐里的过日子好手；赵清阁呢，才气逼人，也是写剧本的一把好手，跟老舍有着说不完的共同语言。 在重庆那些躲警报、写文章的日子里，两人一来二去，加上还要合作创作，这感情的火花“刺啦”一下就着了。 等到1943年，胡絜青好不容易带着三个孩子，历经九九八十一难，闯过日本人的封锁线，千里寻夫来到重庆时，迎接她的不是久别重逢的狂喜，而是一种尴尬的沉默。 老舍先把她们母子安顿在旅馆里，一住就是二十多天。 大家都是成年人，胡絜青那么聪明，能不知道怎么回事吗？这二十多天，是在清理“现场”，是在处理另一个女人的痕迹。 等胡絜青终于住进那个家，她发现丈夫变了。那个曾经给她写一百封情书的男人，现在看着她的眼神里，多了几分躲闪，少了几分热度。 虽然后来赵清阁为了顾全大局，选择了退出，去了上海。但老舍的心，似乎也跟着飞了一半。据说后来老舍去美国讲学，还一度想把赵清阁接过去，甚至想过要在美国“重组家庭”。这些事儿，对于一个为了家庭牺牲了一切的传统女性来说，那就是一把把钝刀子，在心口上锯。 所以，到了1966年，当那个特殊的时代浪潮打过来的时候，新仇旧恨，一下子全爆发了。 在那样的政治高压下，每个人都在求自保。胡絜青也许是害怕被牵连，也许是积压了二十多年的怨气终于找到了宣泄口。她写的那封揭发信，把老舍推向了绝路。 咱们回到1966年8月24日的那个凌晨。 老舍在门外站了许久。我想，那时候他身上疼，心里更疼。 他这一辈子，写了那么多书，教化了那么多人，到头来，连自己的家门都进不去。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老舍没有像往常一样去工作，他只是拉着当时只有三岁的小孙女，轻轻地说了一句：“跟爷爷说再见。” 然后，他拿着一本《毛泽东诗词》，穿得整整齐齐，走出了家门。 他走啊走，一直走到了北京城西北角的太平湖。 那天，他在湖边坐了一整天。 天黑了。老舍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土。 他把外套脱下来，叠得方方正正，放在岸边。鞋子也脱下来，整齐地摆好。白袜子，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然后，他一步一步，走向了湖心。 三十五年后，胡絜青去世。按照她的遗愿，孩子们把她和老舍合葬在了一起。墓碑的设计很特别，没有过多的文字，就是一幅浮雕，像是波浪，又像是翻开的书页。 生前同床异梦，死后同穴而眠。 这其中的恩恩怨怨，也就随着太平湖的水，永远地流走了。 老舍先生用生命告诉我们：人活一世，草木一秋，有时候，那份被尊重的体面，真的比命还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