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5月7日上午，在某部担任警卫班长的赵保群突然接到命令:“组织上决定派你去执行一项艰巨任务，今天下午，由你带5名战士去301医院，监护一名特殊病人张续，你们到岗后，不准与他谈论政事，病房门口要用屏风挡住，不许他与外人接触，每周二或周五病人家属来院探望时，要在旁边监听，谈话内容须作记录。病人生活不得给予照顾和方便。” ​​1972年5月，北京301医院的外科六病室里，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病房门口竖着一道屏风，像是要把里面的人与世隔绝。 赵保群接到命令的瞬间，后背唰地冒了一层冷汗，他在警卫部队摸爬滚打了快十年，执行过无数次安保任务，却从没见过措辞这么严厉的指令，每一条要求都透着不容置疑的严肃性，他心里瞬间明白，这个叫张续的病人绝对不是普通人，不然不会动用警卫班专人监护，还设置这么多苛刻的限制。他没敢多问一句，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转身就去挑了5名军事素质过硬、政治审查过关的战士，每个人都提前交代了纪律，任务期间所有言行都要记录在案，哪怕是私下闲聊都不能涉及病房里的人和事。下午三点，他们准时赶到301医院外科六病室，那道屏风是医院常用的白漆木质款，不算厚重却像一道无形的墙，赵保群让战士把屏风牢牢固定在病房门口两侧，从走廊上看过去，只能看到屏风上印着的淡色花纹，病房里的任何动静都被遮得严严实实，这么做不是为了保护病人隐私，而是彻底切断他和外界的非必要接触。不准谈论政事这条规矩，赵保群跟战士们反复强调了三遍，哪怕病人主动开口聊起时局，也只能装糊涂岔开话题，最多答一句天气好坏，多一个字都可能踩线，他太清楚那个年代的纪律红线，一旦越界，不仅自己要受处分，整个警卫班都要跟着担责。 每周二和周五的家属探望时间，是整个监护任务里最紧绷的时刻，赵保群会安排两名战士一组，一个站在屏风后侧耳细听，一个守在走廊尽头的值班室快速记录，连家属的叹气声、停顿的间隙都要标注清楚，这种监听不是恶意窥探，而是任务要求的必要流程，所有记录都要在探望结束后立刻封存，当天上交上级部门。最让战士们心里不是滋味的，是“生活不得给予照顾和方便”这条规定，病人的吃喝拉撒全要自己动手，哪怕看到他起身时因为伤口疼痛皱紧眉头，战士们也只能站在屏风外看着，不能伸手扶一把，有个年轻战士忍不住问过赵保群，这么做是不是太不近人情，赵保群沉默了半天只说了一句话，我们是执行任务的军人，不是来当护工的，话虽这么说，他自己却好几次在病人倒水时，下意识地往前挪了半步，又硬生生忍住了。 赵保群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那几十天的监护任务，是他军旅生涯里最煎熬的日子，病室里的空气总是闷得发慌，战士们轮班值守，困了就靠在墙上眯一会儿，耳朵却要时刻竖着，生怕错过任何动静，他们不知道病人的真实身份，不知道任务什么时候结束，只知道守好这道屏风，就是守住了自己的职责。那个年代的警卫人员，都有着刻进骨子里的保密意识，任务结束后，所有记录都按规定上交，赵保群和战士们没跟任何人提起过病房里的人和事，哪怕是朝夕相处的家人，也只字未提。很多人后来觉得这种监护任务太冰冷，可赵保群却认为，他们执行的每一条指令，都是为了完成组织交代的任务，军人的使命从来不是由自己的好恶决定，而是由肩上的责任决定。那些看似不近人情的规定背后，藏着那个特殊时期的特殊考量，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很难理解那种在纪律和人情之间反复权衡的煎熬。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