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新作《咸的玩笑》面世，阅读它的感觉，是我再次体会到了读《一句顶一万句》时那种“熟人伦理社会”里的现代人的精神孤独。

《一句顶一万句》是刘震云的扛鼎之作，在2011年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这部小说的核心是两场跨越时空的“寻觅”，围绕着杨百顺、巧玲、牛爱国三代人对“一句顶一万句”的知心话的追寻。两场出走，两场寻觅，一去一回，宿命般的循环。几个家庭的婚姻都不幸福，几对夫妻都不“同频”，人们试图向外部寻找能“说话”的人，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又落在周围人们的“说话”里。人这一生，都在寻找能“说上话”的另一个人，但要如何实现呢？

《咸的玩笑》的主角叫杜太白。在起初，因为有学问，在学校杜太白如鱼得水，以“指洋葱为苹果”的教学方式而传为美谈。然而，一次醉后的“学术”交锋，由口角导致了斗殴，杜太白被学校辞退，他凭借口才成为有名气的红白喜事主持人，又因为醉后不慎的荒唐举止，被有心人拍摄放到网上而成为群众的狂欢，他一步步沦落，做小贩也不可得，终究成了这城里人们眼中的“笑话”，他仿佛祥林嫂般试图向人们分辩，可是，有谁是他的知心人呢？

如果说《一句顶一万句》侧重描写内在的追求，描写人物的渴望是掩藏在内心、不为人所知的，那么，《咸的玩笑》强调的就是来自外部的“说话”的压力对人们精神层面的影响。杜太白每一次职业身份的转换都出于生活的急转弯，也伴随着他的话语权的不断失去，他努力不断重新塑造自己的社会身份，但周围人们用“玩笑”不断消解他的人格。

延津是一座小城，城里的人们彼此熟悉，只要有点风吹草动，旦夕之间就能传遍城里的每个角落。城里的生活匮乏无趣，无所事事的人们乐于看别人的笑话，讲别人的笑话。“人语嘁嘈，唼呷有声，好一个快乐的世界。都说人爱往别人的伤口撒盐，这是往笑话上撒盐；往笑话上撒盐，比往伤口上撒盐还蜇人呀，还让撒盐的人快乐呀。”还有什么比观看、议论一个原先冠冕堂皇、有名声有地位的人一路丢盔弃甲更快乐的呢？

《咸的玩笑》是一个悲摧的故事，但刘震云把它写成了带有魔幻现实色彩的生活喜剧。书中的很多情节，比如李商隐写《无题》时李夫人究竟活着还是过世了，这个问题竟然引发了杜太白与校长曹五车的大打出手，文化人的“战争”就是这么无聊啊；曝光杜太白的知名大V“赤脚大仙”其实是个修鞋匠，那些文章其实是藏在网络里的“枪手”对杜太白的打击报复，“不容人和群起攻之，也是一种学问”，“借互联网，这些没文化的人，成了指点江山的人”。书里有一只聪明的小白鼠“阿基米德”，它像哲人一样思考，像魏晋名士一样耽溺酒精带来的快乐，还有小说结尾时，杜太白在幻觉中出现的黑猪，那只童年时冲向枯井自杀的黑猪，它竟然化身成了凤凰，对杜太白吐露了一段又一段的人生道理。所有喜剧的内核就是悲剧。这种魔幻的叙事，一本正经地荒唐可笑，充分地呈现了熟人伦理社会的荒诞性。

“杜太白”的名字是“杜甫”与“李白”的叠加，他原来的名字叫杜有财，来自于他那位暴力狂父亲的命名。一生都在摆脱原生家庭的杜太白，在自己成为父亲之后，却也难以处理自己与儿子、女儿的关系。作为“杜太白”，这样一个诗意名字的拥有者，这样一个很有“文化”的人，究竟该怎样看待子女们离经叛道的恋爱呢？又该怎样摆平自己的婚姻与恋爱里的诸般问题，保持生活的列车行驶在轨道上？这位原本很擅长于“说话”的杜太白先生，随口就是金句，信手就是文章，似是而非的哲理，讳莫如深的搬弄，他的这些“说话”也构成了小说的重要成分。刘震云用戏谑的语言嘲弄了知识分子对“文化”的迷恋。

杜太白的“语言”困境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梦露和春芽，都给过他女性的温柔，他与她们都说得上话，可是，前者曾是发廊女，后者曾是他的儿媳妇，杜太白不敢顶着周围人看笑话的视线去接纳她们。生活有滋味，与文化无关，与身份无关。杜太白不能摆脱“说话”的束缚，终于成为被“说话”包围的牺牲品。在延津的熟人圈子里，人们用“话”筑造起了不透气的高墙，或者是带刺的伤人的武器。熟人社会的伦理网络不仅压抑个体的“说话”需求，更将“说话”异化为伦理博弈的工具。刘震云笔下的杜太白，不是一个虚假的小说人物，而是世上每个普通人的倒影，我们也都活在这样的“说话”的逻辑里。

《一句顶一万句》《咸的玩笑》都聚焦于对“说话”的渴求与恐惧，但在语言的功能定位、伦理冲突的呈现方式与精神内核上，又形成了互为补充的双重镜像，分别侧重从内部和外部呈现了当代中国城镇居民的生存困境。在“熟人社会”里，说话的本质不是为了沟通，而是权衡利弊后的表态：对无关紧要的人，话到嘴边留半句；对有利可图的人，捡好听的说；如果牵涉自己的利益，要么挑拨离间，要么转移矛盾，要么颠倒黑白，要么真假参半；或者是隔阂的屏障、人情的枷锁、冲突的制造、矛盾的激化。两部作品都是对中国式熟人社会的有力剖析，在这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是熟人伦理中的失语者、精神上的陌生人，杨百顺和杜太白的孤独，本质上是熟人伦理社会对于个体精神需求的集体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