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病重的曾国藩吃过早餐，在长子的搀扶下去花园散步，突然，他感到一阵强烈的不适，几乎无法站立，一种大限将至的预感袭上心头，他示意长子和随从扶他回房。 曾纪泽咬着牙搀着父亲返回卧房，眼里憋着泪。他知道，父亲这几年的身子早就不行了。右眼失明，左眼昏花，走路都要靠人搀扶。 最早是从1852年开始，曾国藩在湖南组建湘军，接着几年就没闲着，辗转安徽、江西、江苏一带征战，到了1864年，带着湘军攻克南京，太平天国就此灭亡。 这一仗打了十多年，耗尽了曾国藩太多心力。 但最难的，不是打仗。是收兵。 那年刚破城，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正得意洋洋，说湘军战功赫赫，可以留下来“以功为号”。曾国藩当时只是抿着嘴，站在天京破城后的废墟前，看了很久。 最后，他一锤定音，要裁撤五万嫡系兵马，连曾国荃也被劝回了老家。他说，这兵不能留。那时候他已经想到“功高震主”四个字，他怕的不是皇帝，而是怕曾家从此走歪。 当时不少人笑他迂腐，说他放着军权不要，简直是傻子。但他不在乎。他说：“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这话他自己信了一辈子。 几十年如一日地写日记、静坐反省，连大便失禁都写在纸上，旁人只觉得古怪，他自己却说，这是修身。 而真正把他逼到病榻的，并不是战场的风霜，而是洋务。 1865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内军械所，每天往工厂里跑，和工匠们研究怎么仿造西洋枪炮。 那几年里，他还带头建造黄鹄号轮船，说什么也要让中国人自己把船造出来。可不管多累，事他都自己盯着，有几次累得吐血，依旧照常批阅奏折。 他和李鸿章、左宗棠这些人，是洋务运动的中坚，但他跟别人不一样，他看得更远。 回想更早，他1838年才考中进士，进翰林院做了编修，那时候谁都没想到这个不出众的寒门秀才，能撑起一个王朝半边天。 他靠的是“笨功夫”，别人睡了，他写字；别人玩乐，他背书；别人躲事，他迎上去。他的脾气倔，认死理，不通融，但就是靠这股劲儿，一步步走到了两江总督的位置。 曾国藩一生写了几百封家书，最多的一封，是训曾纪泽不许贪，不许懒。晚年，他反复念叨的，是四句话：慎独、主敬、求仁、习劳。 他临终前，还再三叮嘱曾纪泽，曾家不能再带兵，子孙后代不求显贵，只求做人堂堂正正。 就在曾纪泽拿着遗嘱低头抹泪时，曾国藩用尽最后一点气力说：“洋务不能停。” 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但他还是反复强调，要请更多人出国学技术，不能怕吃亏，不能怕慢。国家衰弱，不是一天造成的，也不会一天改变。 房间里气息沉重，窗外的梅花还在开。曾纪泽紧紧握着父亲的手，不敢放松。他知道，这个始终背着家国重担的老人，也快要放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