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军轮奸了魏文全，她胸前囚衣上的"5"没人知道它的含义！多年后，从日军档案流出的一张照片才让世人明白！原来代号"5"的魏文全专暗杀日军队长军官！ 这张照片的背面，用铅笔写着“抗日志疑者，代号五，处决前留影”，拍摄时，魏文全刚过25岁生日。没人知道，她本名魏秀英，是杭州绸缎庄掌柜的二女儿，一口流利的日语，是她在乱世里磨出的最锋利的伪装。 1937年8月日军逼近杭州，家人收拾行装逃往西南，魏文全却留了下来。日军占领杭州后，她在城东日本人开的“樱花屋”料理店找了份招待的活，这里的客人全是尉级以上的日军军官，对她这个会说日语的中国姑娘，从未有过半点防备。 别人端清酒、跪榻榻米是讨生活，她却是在记仇。日军军官喝酒时聊的部署、腰间佩刀的样式、手臂上的师团番号，都被她不动声色记在心里；她的手指抚过酒壶，眼里却盯着每个军官夜归的路线、独处的时机。她的武器，不是枪，不是毒药，只是家里裁绸缎用的三角短刀，刃口抹上蜡，刺下去连半点声响都没有。 她的刺杀手法利落得惊人，从不用近距离周旋。选好目标后，她换上洗得发白的中式女校校服，在军官夜归的巷口迎面走去，擦肩而过的瞬间，左手捂住对方口鼻，右手从袖中滑出短刀，颈侧精准刺入割断动脉，整个过程不过五秒。而后她混进路过的人群，拍拍衣角，第二天照常去樱花屋上班，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日军华中方面军的内部伤亡统计里，曾记录着这样一件事：1937年11到12月，三名日军军官接连遇刺，都是脖颈中刀，手法一模一样，档案备注里写着“皆死于同一人，疑为代号‘五’之刺客”。这串代号，成了日军的心头大患，他们专门成立特别搜查班，却始终抓不到人。 魏文全的暴露，只因一个意外。12月18日夜，日军第十八师团中队长田中键一郎死在清泰街，宪兵队勘查现场时，发现死者手里攥着一粒中式女校校服的盘扣，而前一天，有人恰好看见魏文全穿着同款校服在附近出现。 盘扣被送到樱花屋辨认，老板娘一眼认出，这是魏文全独有的盘扣。当天，她就被抓进了日军宪兵队的地下室，等待她的，是无尽的审讯和暴行。参与审问的日军曹长松本勇，后来在回忆录里写：她被拖进来时脸上有伤，却半点不怯，问她同党，只说没有；问她杀了多少人，她伸出手掌，我以为是五十，她冷冷摇头，就五个。 这五个，正是日军伤亡统计里被同一手法刺杀的军官数。可日军的残忍，远不止审讯。地下室的门关上后，轮奸的暴行持续了整整一夜，外面站岗的士兵听得见里面的惨叫，却没有一个人推门，他们只是冷漠的看客，也是帮凶。 第二天一早，遍体鳞伤的魏文全被拖出来拍照，临时找的粗布囚衣上，日军用墨笔写了个“5”——这根本不是什么刺客代号，只是她是当周第五个要被处决的囚犯。拍照前，一个年轻日军想给她整理衣领，换来的，是她一口啐在脸上的硬气。 这张照片后来登在1938年3月的《东京日日新闻》上，标题是“女刺客的末路”，可当照片传到中国时，她的脸已经被油墨涂得模糊，仿佛日军想抹去这个让他们胆寒的中国女子。12月23日，魏文全被枪决，行刑的是六个朝鲜籍士兵。 1947年沈阳审判时，其中一名叫金成浩的士兵作证：她站在墙根下，自己把散落的头发塞进衣领，只说了一句，不想头发沾上土。枪声响起后，她没有往后倒，而是直直地往前扑，像还想朝着日军的方向，再走一步。 她没留下一句遗言，因为世上再无亲人——家人逃往西南的途中，全死于日军的空袭，她成了孤家寡人。她的尸体被日军扔进钱塘江，随江水漂向远方，唯有那把三角短刀被搜出，后来出现在东京审判的物证室，编号恰好也是“5”。 1946年东京审判，日军档案的解封，让所有误会烟消云散。日军以为抓了代号“5”的刺客，却不知她12月15日刚杀掉第五个日军军官，18日就因一粒盘扣被捕，这个“5”，是她实打实的杀敌数，是日军记恨的“罪证”，更是她为家国刻下的勋章。档案里还夹着松本勇战后写的一张纸条，字歪歪扭扭：她如果活下来，应该三十四岁了。这个审讯过她的日军，或许到最后，也懂了这个江南女子的恨与勇。 2015年，杭州清泰街拆迁，施工队挖出一具无名骸骨，经考古队鉴定，是名女性，死亡时间为上世纪30年代末，颈骨处还有清晰的刀痕。骸骨旁，躺着一粒锈蚀的中式女校校服盘扣，和当年田中键一郎手里攥着的那粒，一模一样。没人敢确定这就是魏文全，可每个知道这段故事的人，都愿意相信，这是她终于回到了自己拼尽全力守护的杭州。 魏文全只是一个普通的江南女子，没有正规的抗日编制，没有同伴的支援，仅凭一腔孤勇，用自己的方式向日军复仇。在山河破碎的年代，她的决绝，是一个普通人最壮烈的反抗。那么大家觉得，在当时的环境下，魏文全孤身刺杀日军军官的选择，是最适合她的抗日方式吗？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