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钱学森钱老在接受采访时说:“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这个制度好，发挥了科研人员的集体作用。” 采访结束，钱老回到办公室。窗外的蝉鸣一阵接一阵，桌上的旧风扇吱呀呀转着，把一摞图纸吹得微微翻动。他刚坐下，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显示一条新短信。 发信人是西部某个小研究所的年轻技术员小陈。他们团队在研发一种耐高温材料，卡在某个参数上整整两个月，进展全无。有人提议直接向钱老求助，但小陈心里打鼓——这点小事，哪敢劳烦大科学家？ 钱老读完短信，没急着回复。他起身倒了杯茶，热气慢悠悠飘上来。想起早年自己带团队的时候，一群人就着馒头咸菜熬夜画图，谁有了点子就拍桌子喊出来，哪管你是教授还是学徒。他放下杯子，拨通了电话。 “我是钱学森。”他声音温和，“你们的情况我知道了。不过答案不在我这儿，在你们自己手里。明天早上，把组里所有人都叫上，咱们开个电话会。” 第二天，线路接通。小陈那边挤了八九个人，连管仓库的老赵都被拉来了。视频里，钱老坐在藤椅上，手里摇着蒲扇：“今天咱们就闲聊，每个人都得说话，想到啥说啥，说错了我请客吃饭。” 起初没人敢开口，只有风扇的嗡嗡声。钱老也不急，讲起自己以前算数据算错闹的笑话，大家渐渐笑了。老赵挠挠头插了句：“俺看你们折腾那材料，跟俺腌酸菜差不多，盐多了发苦，少了就坏。”一阵哄笑，却有个实习生突然跳起来：“对啊！比例梯度！” 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这个提个假设，那个补个数据，钱老偶尔插一句“这里是不是可以换个思路”。吵吵嚷嚷一个上午，原本死结的地方，竟然摸出了门道。 散会前，钱老说：“瞧，这不是解决了？我啥也没干，就是听了听。”小陈在镜头前眼圈有点红，憋了半天才说：“谢谢钱老，我们……我们好像有点明白‘集体’是啥意思了。” 一个月后，小陈寄来一包当地产的杏脯，信里说材料测试通过了。钱老拆开尝了一个，甜里带酸。风扇还在转着，他把信纸抚平，夹进笔记本里。窗外天色渐晚，一群鸽子扑棱棱飞过去。他静静坐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只是轻轻关上了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