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著《后汉书·西域传》：一笔写尽东汉西域的三绝三通，藏着华夏的拓疆与交融 东汉的西域，是玉门关外的金戈铁马，是丝绸之路上的驼铃阵阵，更是中原王朝与西域诸国交织百年的离合史。范晔作《后汉书》，独辟《西域传》载录建武以后西域诸事，并非简单续笔前史，而是以史家之笔，定格了东汉一朝西域与中原“三绝三通”的跌宕，也为华夏版图与中西交流，留下了最详实的时代注脚。 这份被载入正史的西域记忆，有着明确的记事初心：班固《汉书》已详载西域风土人情，范晔便独取“其事异于先者”，以班超之子班勇的西域亲历记载为底本，聚焦东汉一朝西域的风云变幻。从光武初年天下初定，拒绝西域诸国内属之请，到明帝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重启西域通道；从章帝一度弃守，班超以三十六人孤守西域稳住危局，到和帝时班超定西域、五十余国纳质内属，甘英奉使穷临西海，远至四万里外的条支、安息皆来贡献；又从安帝时西域复绝，北匈奴卷土重来寇略河西，到班勇率五百弛刑士西屯柳中，再定车师、降焉耆，十七国复归，东汉对西域的经营，在正史中被清晰勾勒出起承转合。 《后汉书·西域传》的落笔，从来不是单纯的地理与国别记载，而是藏着东汉王朝的边疆智慧与家国考量。伊吾、柳中膏腴之地，车师、疏勒咽喉之位，汉与匈奴数百年争战于此，只因西域是河西四郡的屏障，是断匈奴右臂的关键。范晔记屯田置尉、设都护立长史，记班超“以夷制夷”联诸国抗匈奴，记班勇承父业再拓西域，字字句句皆是中原王朝对边疆治理的探索——不是一味穷兵黩武，而是以威服之、以利抚之、以心聚之，让西域诸国因厌匈奴重敛而心向华夏，因感汉朝恩威而愿奉内属。 而这份史家记载的价值，更在于打破了地域的壁垒，让中西交流的图景首次如此鲜活地入于正史。书中载西域两道，南道通大月氏、安息，北道达大宛、康居，记甘英出使大秦虽未竟全功，却行至西海，探得远国风物；记大秦、天竺诸国的珍奇物产与风俗人情，记丝绸之路上胡商叩关、驿使奔命的盛景，将东汉的视野，从玉门关拓展到了葱岭之外，让华夏知道，天下不止中原，还有更遥远的文明与天地。这份记载，也让佛教东传的初迹隐现其中，班勇记身毒人信奉佛教、不事杀伐，为后世研究佛教入华留下了最早的正史线索之一。 范晔将西域写入《后汉书》，是为东汉一朝的西域经营立传，更是为华夏与西域的交融铸史。那些玉门关外的坚守与开拓，那些驼铃声中的商贸与交流，那些跨越山海的朝贡与归服，都被史家的笔墨凝练成了正史中的篇章。而《西域传》的存在，也印证了一个永恒的道理：西域从来不是中原的远方，而是华夏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彼此的交融与联结，早已刻进了历史的血脉。 后汉书中的历史智慧 东汉西域的三绝三通 正史里的中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