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他拖着病身子到江津，穿件洗旧的蓝裤，手摇蒲扇，像来避暑，其实无处可去。别人劝他低头，他不吭声，只把刚写完的《小学识字教本》原稿压在箱底——出版社说改个名就能出版，他摇头。 教育部说先付稿费，他摆手。蒋介石派人送信，朱家骅登门，连周恩来都来了，他一一谢绝。不是摆架子，是怕一开口，就等于认了那套“改了就原谅”的规矩。 他临终前让潘兰珍改嫁，却锁紧抽屉，里面是卖字换不来、求官换不来的几块存钱。“别动我这笔钱”，他说。不是舍不得，是这笔钱得干干净净，才配叫“我的”。 他后悔的不是站错队，而是没早看清：有些弯腰，弯下去就再也直不起来了。 他最后那根脊椎，没写进党章，也没刻上墓碑，就那么杵在历史风里，不响，也不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