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与李鸿章的私怨，源头要追溯到1862年。 当时翁同龢的兄长翁同书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弃城远遁，还保荐叛服无常的苗沛霖，导致寿州城惨遭劫掠，李鸿章为曾国藩起草了弹章《参翁同书片》，称其"养痈贻患，绅民愤恨"，最终翁同书被革职充军，其父翁心存被气死，两家从此结仇。 光绪十二年（1886），翁同龢出任户部尚书，执掌国家财政大权，甫一上任，他便将私怨带到公事之中，对李鸿章主导的洋务运动处处设置障碍，尤其在北洋海军经费问题上，更是将公报私仇发挥到了极致。 当时他以"国用不足"为由压缩海防协饷额度，当年北洋实际收到的海防经费较定额减少约30万两，北洋海军的发展步伐，从这一刻起便被他刻意放缓。 光绪十四年（1888），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北洋海军章程》明确规定每年需军费177万余两，这本是北洋水师扩充装备、巩固海防的关键时期，可翁同龢却以"节流为国"为名，大幅削减协拨，使北洋每年仅能收到约80-100万两，不足定额的六成，直接导致北洋舰队成军即陷入维持艰难的困境。 到了光绪十七年（1891），翁同龢更是做出了影响甲午战局的致命决策，他以节流为名奏请"南北洋停购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二年"，且这一请求获得批准，这道禁令，直接让北洋海军失去了更新装备的最后机会。 而就在这一年，日本新式巡洋舰"吉野"号下水，其航速与火力均远超北洋现有舰船，李鸿章敏锐察觉到海防危机，紧急上《奏请添购快船折》，直言"查日本近在明治二十四年（1891）新造快船二只，名'吉野'、'秋津洲'，速率甚快，均系购自英国。我北洋现有快船虽有'致远'、'靖远'等号，然速率较逊，一旦有事，恐难制胜。拟请拨款二百万两，添购快船二只，以资备御。" 可这份关乎海防安危的奏折，却被翁同龢以"海军规模已定，岂可轻动？"的朱批直接驳回。 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的战前报告，清晰记载了北洋军舰炮管生锈、水兵在甲板晒鱼干的荒唐景象，这些看似军纪松弛的表象，背后皆是翁同龢掌管的户部银库长期对北洋"缺给养、无更新"的恶果。光绪十八年（1892），北洋水师虽勉强撑过停购军械的禁令，申请更换军舰锅炉与火炮，仅需款60万两，可翁同龢依旧拖延半年，最终仅批准20万两，还附加"分批拨付"的苛刻条件，导致北洋水师的设备更新计划彻底搁置。 更令人发指的是，翁同龢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完全是将国家命运当作报复李鸿章的工具。 他极力主战，却并非基于对国家军事实力的客观判断，而是如他的得意门生王伯恭在《蜷庐随笔》中所真实记述的那样，甲午战前王伯恭曾质疑主战的合理性，翁同龢却直言："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 王伯恭当即反驳："战而胜，则人才辈出；若战败，恐无整顿之暇矣。" 而翁同龢却一意孤行："不然，果败，更当整顿！" 这番对话赤裸裸地表明，他所谓的主战，不过是想借机整治李鸿章。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前，李鸿章多次紧急上书请求拨款购买弹药、整修舰船，翁同龢均以"战事未明"为由百般拒绝，直到丰岛海战爆发，北洋水师首战失利后，他才勉强批准50万两经费，而此时北洋舰队的弹药储备，仅够维持一次中等规模海战。 翁同龢的这次刻意拖延，直接将北洋水师推入了弹尽粮绝的绝境。 可恨的是，即便战争已然打响，翁同龢仍未放下私怨，在慈禧的严令下他虽筹措150万两战费，可对北洋提出的300万两紧急军费申请却依旧百般刁难，这笔款项拖延至威海卫陷落前仍未足额拨付，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翁同龢难辞其咎。 甲午战败后，翁同龢的虚伪本质与推卸责任的嘴脸，更是丑陋至极。 在养心殿的议罪现场，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他全然不提自己克扣军费、挪用海防款项、盲目主战的种种过错，反而提议"斩李鸿章以谢天下"，将甲午战败的所有责任都推给李鸿章，甚至还将挪用海军经费的脏水尽数泼给慈禧的修园工程，试图以此洗清自己的罪责。 面对这番颠倒黑白的指责，李鸿章在朝堂之上悲愤地质问翁同龢："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 这句话不仅道出了北洋海军数年来的无奈，也狠狠撕开了翁同龢以私怨误国的遮羞布。 但他并没有就此罢手。 《马关条约》签订后，翁同龢摇身一变又扮演起爱国志士的角色，高调反对割地。 有史料记载，在负责举借外债偿还日本巨额赔款时，翁同龢以江苏、江西等四省厘金作抵押向英、德借债，不仅借款条件苛刻，让中国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更有史料指出其在此次借债中存在私纳回扣的行为，其品行之低劣，可见一斑。 翁同龢的揽权狂悖，最终激起了朝野上下一致的愤怒。 恭亲王奕訢在去世前，拉着光绪帝的手，痛心疾首地痛骂翁同龢："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居心叵测，怙势弄权。" 完了又加一句：“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大错。”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光绪下了一道朱谕，将翁同龢一撸到底。 翁同龢当时没想到，但一点不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