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某天，叶帅连夜紧急叫来华国锋，并低声告诉他，必须要顺应新的形势了，出人意料的是，在听完叶帅的话后，华国锋并没有立即表态，而是陷入了沉默。 1978年那会儿，中国刚从十年动荡里走出来两年，经济还卡在恢复阶段，农村很多人吃不饱，工厂开工率低，设备老旧，生产跟不上需求。 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最盼的就是赶紧把日子过好点，大家对继续原地踏步已经很不耐烦了。思想上“两个凡是”那套说法还有市场，很多老干部等着平反，冤假错案堆了一大堆，整个国家都在等一个明确的方向。 叶剑英那时候已经是党内德高望重的元老，经历过北伐、南昌起义、长征、抗日、解放战争，一路打过来，威信很高。邓小平那段时间在东北、河北、天津转了一圈，讲了不少话，核心就是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些意见已经在政治局层面反复讨论过，形成了一定共识。叶剑英觉得时机到了，得找华国锋直接谈一次。 华国锋1976年10月接班，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一肩挑三副担子。 1977年他主持十一大，恢复邓小平职务，1978年又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喊出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这些事他都抓得实，也确实出力。但在工作重点转移这个问题上，他一直比较谨慎。 毕竟“两个凡是”是他先提出来的，后来虽然中央已经在调整，但他本人表态慢一些，也正常。 那次深夜谈话，叶剑英直截了当点明形势：基层呼声强烈，经济徘徊不前，再拖下去不行，必须顺应潮流，把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华国锋听完没马上接话，沉默了挺长时间。这沉默不是耍脾气，也不是故意拖着，而是实打实的权衡。 他得考虑：一旦工作重点转移，过去两年强调的很多东西怎么衔接？老干部大规模平反后，党内会不会出现新矛盾？经济搞上去的步子太快，会不会出乱子？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风险。 沉默之后，华国锋表态了，同意中央集体意见，支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句话一出口，等于给后续调整开了绿灯。没过多久，中央工作会议开了，11月10日到12月15日，开了整整35天。会上大家敞开讲，批评“两个凡是”，肯定真理标准讨论，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华国锋在闭幕会上讲了话，承认过去两年有些工作没跟上形势，表态拥护全会精神。紧接着十二月十八日到二十二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正式确立改革开放路线，工作重点转移写进了全会公报。华国锋继续主持会议，作了报告，但实际主导方向已经转向邓小平为核心的集体领导。 全会之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试点，城市企业放权让利，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和技术，步子迈得很快。 华国锋在1980年、1981年逐步退下来，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1982年十二大当选中央委员，之后不再进政治局。晚年他住在北京，生活低调，偶尔看书、散步，2008年8月20日因病去世，享年87岁。 叶剑英继续当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到1983年，1986年10月29日去世，享年90岁。他晚年身体不好，但一直支持改革开放大局，在关键节点帮着稳住局面。历史回头看，那次深夜谈话不是两个人之间的私聊，而是党内高层集体转向的缩影。 华国锋在那次沉默里掂量清楚了，最终选择顺应大势，没硬顶，没闹僵，这本身就帮了忙。改革开放是集体智慧的结果，不是谁一个人说了算，但华国锋在那个节点上的配合，让历史车轮转得相对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