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春莲到底有多疯狂呢？最能体现她之疯狂的，不是她贪污的那76万巨款，而是她临死前在刑场上喊出的那句话。这句话，是在枪口即将对准她脑袋时喊的，她的原话是： “我不服！我就是做生意，凭什么判我死刑？”   这一天，武汉的风有点大，空气里带着点潮湿，刑场上站着不少人，谁都没吭声，队伍里，有人小声嘀咕，这女的要真有啥后悔的事，估计也就在这会儿了。   可程春莲脸上的表情和大家想的不一样，她没哭，也没闹，反倒抬着头，眼神里透着一股子不服气，押解她的警察手都紧了两分，怕她突然做什么意外的动作。   她却只是环顾四周，嘴角甚至带着点冷笑，旁边有个女警低声跟她说：“有啥想说的赶紧说，马上就要执行了。”程春莲回头看了她一眼，像是在打量对方，又像在打量整个世界。   谁都没想到，几年前她还是黄石市歌舞团的红人，台上唱歌跳舞，底下观众能把掌声拍麻了手，她那会儿是黄石有名的“刘三姐”，穿着苗条的旗袍，走在街上回头率高得离谱。   可舞台再大，也比不过钱的诱惑，八十年代改革刚开始，谁都觉得只要敢闯，天就能塌下来。   程春莲转行那会儿，身边人都劝她别瞎折腾，她却一口咬定，吃青春饭吃不了一辈子，总得想点别的法子，她先去了服装公司干销售，没几天就嫌那点工资不够花，心里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   她想得很明白，自己这张脸这点名气，要是不用出来挣钱，真的是白混了。   到1988年，她在庐山认识了梁述胜——也就是那位渤海石油公司的供销处长，两个人一来二去，关系熟得飞快，程春莲心里清楚，石油指标是个大买卖，谁能弄到批文，谁就能赚大钱。她盯上了这条路，开始琢磨怎么把“生意”做大。   她一边跟梁述胜套近乎，一边四处打听下家，湖北这边那些石油单位，谁要是能拿到国家批文，那真的是捡到金子，程春莲靠着关系，陆续把汽油、柴油、液化气的指标搞到手，然后再转给需要的公司。   每一单她都要收一笔好处费，钱来得快得让她自己都不敢相信，她的账户上，七十多万的巨款像流水一样进进出出，日子过得飞起。   其实倒卖石油指标这事，在那时候并不少见，区别就在于，程春莲胆子大，敢玩大的，她觉得自己不过是信息灵、路子野、会做人。   她从没把这些事当成什么罪，顶多觉得是钻了空子，有人劝她收手，她反问：有本事你也去拿指标啊，这股底气，来自她的胆量，也来自她对自己的信心。   但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1989年夏天，黄石市检察院接到匿名举报，说她倒卖国家物资，收了不少黑钱，案子一立，她还在想能不能找人疏通。   可这次不一样，查得特别严，案子很快就定了性，程春莲被带走时，她还一副不以为意的样子，觉得自己不过是做了点“生意”，怎么也不至于把命搭进去。   办案人员问她：“你知不知道这钱是怎么来的？”她直接回，说自己就是跑关系赚点信息费，没觉得犯法。   她甚至还问，别的生意人怎么没事，就她倒了霉，她打心底觉得自己没错，别人也差不多，只是没被发现罢了，她从头到尾都没觉得自己是罪犯，更没觉得这些钱有啥问题。   可法律不是她想的那么简单，她倒卖的全是国家计划物资，收的钱全是贿赂，扰乱经济秩序不说，还涉及当时的重罪，案子查得彻底，证据一条一条，钱也一分不少地查清楚了，她原以为靠点关系能混过去，结果发现自己根本翻不了身。   审判当天，法庭里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程春莲站在被告席，还是那副不服气的神情，法官宣判的时候，她的嘴角微微一动，像是想笑，最后什么也没说，判决结果是死刑，执行日期定在1992年4月3日。   等到刑场这天，程春莲的心情谁都猜不透，她一路没掉过一滴眼泪，也没求过情，家里人来看她，她只说了一句：“别哭，我没做亏心事。”   家人哭成一团，她却像没事人一样，押送到刑场那会儿，她整个人站得笔直，跟平时在台上唱歌的样子差不多。   最后一刻，枪声还没响，她忽然仰起头，冲着天大喊：“我不服！我本来就是做生意的，凭啥就判我死刑？”声音大得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   她喊完这句话，脸上没有一丝恐惧，反倒像是松了口气，有人说，她那一刻是真的疯了，也有人说，她根本就没觉得自己做错什么。   案子传开后，大家议论纷纷，有些人觉得她可惜，毕竟曾经是名人，走到这一步太不值，但也有人说，她要是成了，估计还会有下一个“程春莲”，那个年代的经济环境，给了太多人机会，也让太多人失了分寸。   程春莲的结局，其实给了大家很大的震动，她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她的故事最让人印象深刻，她最后喊出的那句话，不是胆量，更不是认错，而是彻底的不明白，她到死都觉得，自己只是会做生意而已，怎么就成了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