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翻了些老资料，发现所谓“仁政”根本不是啥道德选择，而是被逼出来的。汉朝初年穷得连天子拉车的马都凑不齐四匹同色的，不减税不行；康熙说“永不加赋”，可地方官早就在火耗里多收几成，上面睁只眼闭只眼。 没钱就只能靠“宽”，宽着宽着，赈灾粮被层层克扣，和买放出去的钱转个圈又收回来。崇祯那会儿大旱加鼠疫，树皮都啃光了，官仓开不开、开开了也轮不到饿肚子的人。 技术也没跟上，边疆靠和亲换太平，因为运兵运粮太贵；江南发水，靠的还是老办法——修坝、捐粮、等朝廷批文。可批文下来，田早淹死了。 隋朝修均田、清雍正改耗羡，才真让“宽”有了底气。不然“宽”就是个空壳子，风一吹就散。 去年看县志，雍正年间本地社仓比万历年多存了两万石米。 今年夏天热得反常，稻子灌浆不好。 昨天村口粮站拉走三车陈粮，说是调新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