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无人机销售市场的寒意，与低空管控政策的升温形成鲜明对比。随着2026年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黑飞”入刑、空域管控收紧等措施密集落地，多地出现商家清仓、飞手弃机的现象，消费级无人机销量显著下滑。这场旨在守护空域安全的监管风暴，为何会引发产业发展的阵痛？答案在于治理逻辑的失衡——将“防风险”简单等同于“限发展”，用粗放式管控取代精准化治理，最终既难以根治安全隐患，又扼杀了低空经济的创新活力。

监管加码的初衷无可厚非。从中山无人机“穿云”至6648米威胁民航安全，到杭州查处横跨全国的非法“解禁”产业链，“黑飞”行为已触及航空安全、公共安全的底线。10公斤无人机与客机相撞的冲击力堪比小口径炮弹，这样的安全风险确实需要刚性约束。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前部分地区的管控措施陷入了“一刀切”的误区：一线城市五环内全面禁飞，非禁飞区审批“一舱难求”，甚至250克以下的玩具级无人机也需复杂报备。这种“宁可错限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治理思路，将合规用户与违规者混为一谈，导致大量普通飞手“想飞不能飞”，潜在消费者“想买不敢买”。

更值得警惕的是，监管粗放化正在侵蚀低空经济的发展根基。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无人机注册量已突破320万架，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即将迈向1.5万亿元。消费级无人机不仅是大众记录生活的工具，更是航空制造、人工智能等产业的应用终端。当合规飞行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远超使用价值，当老款设备因未装识别模块被直接判废，市场必然选择用脚投票。这不仅让普通消费者的热爱落空，更会削弱企业研发创新的动力，最终在全球低空经济竞争中错失先机。

破解“安全与发展”的两难，关键在于构建“精准监管、疏堵结合”的治理体系。首先，应建立科学的分类管控机制，摒弃“以禁代管”的简单思维。对于微型、轻型无人机，可简化报备流程，推行“即时申请、即时审批”的智能化管理；对于中大型无人机，则强化适航认证与操控员资质审核，实现“分类施策、风险适配”。北京试点的存量无人机加装识别模块政策，就是兼顾用户权益与监管效能的有益尝试。

其次，要打通“监管”与“服务”的堵点，让合规飞行更便捷。当前部分地区审批平台“空域容量已满”的驳回理由，暴露了空域资源配置的僵化。应依托北斗导航、大数据技术，建立动态空域调整机制，在人口稀疏区、非核心景区划定“自由飞”区域，同时优化线上审批流程，将个人飞行报备时限从3天压缩至24小时内，让飞行热情不必等待花期、云海。

最后，治理“黑飞”的核心应是源头管控而非末端限制。一方面要严打非法改装、破解电子围栏等行为，规范电商平台销售环节，杜绝“无需报备”的虚假宣传；另一方面要强化公众教育，通过“低空安全进校园”“违规举报奖励”等机制，形成全社会共治氛围。唯有让违规者付出代价，让合规者感受便利，才能真正实现“安全与发展”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