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陈平教授最近直言，过去40多年，中国干部培训和高校教授队伍里，西方价值观渗透太深了，那些被西方理念绑架的人，得清除出去，他不是要全盘否定西方经验，而是说不能盲目照搬，得结合中国国情创新，这话一出，网上讨论炸了锅，很多人都觉得他戳中了要害。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陈平并不是那种“逢西必反”的人。他从来没说西方经验一无是处，更没说中国过去不该学。他真正戳的点只有一个：你学西方，是为了把路走好，不是为了把自己变成西方的影子。 这事得放回到时间线上看。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那会儿缺什么？缺资本、缺技术、缺制度经验，更缺一整套现代化运作逻辑。 说句不好听的，当时连“市场经济”四个字怎么运行，很多人都得翻书学。这个阶段，大量引进西方理论，是现实选择，是务实，不是什么立场问题。 那时候不学西方，学谁？闭门造车吗？那才是真正的不负责任。问题出在后面。中国经济体量上来了，工业体系全了，社会结构复杂了，治理经验也积累了一大堆。 很多新问题，连西方自己都没答案，甚至正在被这些问题反噬。可偏偏有一部分人，还在用几十年前的西方模板，来套今天的中国。 于是就出现一种很拧巴的状态：现实在往前跑，理论在原地转圈；中国已经走出一条新路，但评价体系还停留在“别人怎么说我们”。 你只要留意一下就能发现，一些学者分析中国问题时，开口闭口就是“是否符合西方标准”“是否达到某某理论假设”，仿佛只要西方那套尺子量不出来的，就一定是错的、是危险的、是不可持续的。 这其实已经不是学术问题了，而是一种认知依赖。 陈平真正不客气的地方在这儿：当一个国家已经形成自己的实践逻辑，却还要用外来的价值体系去裁剪自己，本质上就是不自信。不是对制度不自信，就是对自己这个文明、不信它有能力生长出新理论。 更严重的是，这种思维一旦进入干部培训体系，就不只是“写论文”的问题了。干部是干什么的？是解决现实问题的。 可如果你脑子里装的，全是别人的社会背景、别人的历史路径、别人的假设前提，那你面对中国的具体问题，第一反应就不是“怎么解决”，而是“这在理论上合不合理”。 现实稍微复杂一点，就开始犹豫；情况稍微特殊一点，就开始怀疑；一旦走出西方教材里的标准路径，就心里没底。 久而久之，能干事的人不敢拍板，只会复述概念；真正有经验的基层实践，又进不了理论体系，反而被视为“不规范”。 这才是陈平最担心的地方。他不是要搞“关门主义”，而是反对“跪着创新”。你可以学西方，但前提是你站着学，用自己的问题意识去学，而不是把自己塞进别人的框架里。 说得再直一点，中国今天最缺的，不是“再多读几本西方书”，而是能不能把自己的实践经验，提炼成自己的理论语言。 你看现实中的很多现象，西方理论解释不了，但中国实践偏偏运转得很好。比如超大规模市场下的政府协调能力，比如复杂社会结构中的稳定机制，比如在发展不均衡条件下的整体推进。这些东西，如果你非要硬套西方模型，不是得出“不可持续”，就是得出“迟早崩溃”。 可问题是，中国并没有按那些预测走。那到底是中国错了，还是模型不够用？这个问题，一些人是不敢问的。 因为一旦承认模型不够用，就意味着要重新建构理论；而重新建构理论，就意味着要走一条没人走过的路。这条路风险大、不确定性高，还容易被同行质疑。 相比之下，重复西方话语安全多了。反正出了问题，可以说“这是国际通行理论”；做不出成果，也可以说“中国国情太特殊”。说白了，这是一种低风险的学术舒适区。 陈平这番话，其实是在掀这个舒适区的桌子。他说得不好听，但点得很准：今天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学西方”，而是“什么时候才能不再迷信西方”。 如果中国的学者、干部，永远把“被认可”放在“解决问题”前面，那理论创新这事，永远只能停留在口号上。 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措辞，甚至觉得他说得太猛，但很难否认，他指出的现象，真实存在，而且由来已久。 一个国家真正走向成熟的标志，不是有没有外国认证，而是能不能对自己的道路，有足够的解释权。 如果连解释自己都要借用别人的话语体系，那再强的发展成绩，都会被说成“偶然”“特例”“不可复制”。 所以，这场争论的价值，并不在于站队，而在于逼更多人去思考一个问题：当中国已经跑到今天这个位置，我们到底是继续当“优秀学生”，还是该开始当“出题人”了。这个问题，迟早都得面对。 信息来源 人民网理论频道：《郑之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