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几个日本兵闯入一位中国老人家中，双目失明的老人用流利的日语厉声斥责。不料，为首的军官仔细端详后，猛地立正收枪，对下属喝道：“全体鞠躬！我们保证今后绝不再来！” 这位看上去文弱的老人，就是生于1890年的陈寅恪。湖南长沙的书香门第，让他从小浸在经史之中，家办学堂，不许死背，强调理解。 少年时他赴日，在弘文学院求学，每天背诵课文、练习读写。其后他又一路去到德国、瑞士、法国，再到美国哈佛，钻研梵文巴利文与东方古语言，能够运用二十多种文字，与欧洲学者讨论中亚文字时也常常一语中的。 游历半生，他偏偏不肯花几年时间攻读博士学位，自认那会限制自己的眼界。回国后，他受聘清华国学研究院，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四大导师。讲课时，他总是只谈新见解，书上能查到的都略过不讲，学生们一字一句跟着记录。 到三十年代末，其他几位大师或逝世或离开，他几乎独自撑起清华的人文学术，被称为“最博学的人”。 学问愈高，身世愈苦。1937年北平沦陷，父亲陈三立绝食殉国，他右眼视网膜脱落。医生极力挽留他在日占区治疗，他却只回一句“宁可瞎，也不留在日本人地方”，带着家人一路逃亡，途中大量手稿散佚。 转道香港任教时，他的视力已经大受损害，却仍坚持在课堂上讲魏晋南北朝与佛教文献。 香港沦陷后，日军屡屡上门。一次是士兵闯入，他用日语当面训斥；一次是军官带伤兵贡品上门，道歉又劝说，希望这位大学者为所谓“东亚共荣”站台。陈寅恪不给对方任何台阶，连罐头米面都直接让人抬出门外，宁可节衣缩食，也不肯沾半点侵略者的恩惠。 为了家人的安全，他想方设法让女眷装扮得越朴素越好，自己则把危险扛在身前。1942年，他在友人接济下独自离港前往昆明，先求一个立足之地，再把亲人接到西南联大。那时他的眼睛已经越来越看不清黑板和书本，只能拄杖进教室，靠记忆口讲历史。 1944年左眼手术失败，他彻底失明。一个终身与书本为伴的学人，自此看不见任何文字，但他并没有因此放下研究，而是改为口述，由助手代笔。此后在岭南、中山的寓所中，《柳如是别传》等厚重著作，就是这样一句句说出来的。 失去光明之后，国家仍然在关键时刻想起了他。1962年，中印边境争端激烈，印度拿“麦克马洪线”大做文章，我方需要坚实的历史依据。 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被请到谈判筹备的前台，他凭记忆把中印边境的历史沿革、古籍图志和清代文书一一串起，用扎实的史料为国家立下了一道法理防线。有人说，那几次口述，几乎是“一言定边境”。 从少年远行到中年失明，从香港拒礼到为国论证边界，陈寅恪始终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当作底线。日本学者遇到难题写信向他求教，他寥寥数语点破；日本政府想用高官厚禄请他去避祸，他把邀请直接扔掉；北平的眼科医院近在咫尺，他却宁可失明也不在沦陷区疗养。 有人记得他在课堂上只讲新见，人群退散后仍在黑暗中摸索纸页的位置；也有人记得香港小楼里，他用侵略者的语言反击侵略者，让端枪的士兵低头行礼。 1969年，他在广州悄然离世。多年以后，那方刻着“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的墓碑，终于立在庐山的松林间。人们回望这段坎坷的一生，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更是一种在强权与利诱面前不肯弯腰的气节。 在战火和风雨里，他用自己的选择证明，真正的学问从来不只是书本上的文章，更是一生不肯出卖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