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随着一夫一妻制的颁布，侯宝林召开家庭会议，看着泪流满面的三个老婆，最终选择让最小的老婆陪在身边。 早年间，他还是鼓楼茶馆里撂地的穷艺人，竹板一响，三圈观众围上来。随着名气渐起，他在前门一带有了几处宅子，家中三位太太性情各异，有唱大鼓出身的，有从八大胡同转过来的，也有梨园里嗓音亮堂的花旦。旧规矩下，只要摆桌酒席就算成亲，谁也不觉得多妻有什么不妥。 真正把这个热闹的家生生拦腰砍开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纸《婚姻法》。大约在1950年前后，街道干部走进院子，把只能保留一位合法配偶的规定讲得明明白白。这一次，他既躲不过政策检查，更躲不过身为公众人物的那双双眼睛。 怎么选，是那阵子压在他心口最重的一块石头。一个是早年跟着他挨穷的发妻，唱过大鼓，苦日子同吃同受；一个是中途进门、性子硬、家底略厚的太太，就算分开也能凭本事撑下去；还有一个是最年幼、出身普通的京戏花旦，和他既是台上搭档，也是生活里新的依靠。 很多回忆里都提到，那几天他坐在院子一角抽了一宿烟，夜里回书房翻相声稿、看文化局新文件，最后还是开了个家里的小会，把三位太太叫到一块，当面说明白国家新制度和自己的打算。 最终留下的是年纪最小的那位。这个选择听上去冷硬，却多少掺着现实的盘算。年纪大一些的太太，不论是连秀贞这样的旧房，还是刘玉芳那样跟他吃过苦的妻子，都已经有了某种基础，可以靠自己的能耐继续生活；年轻又没其他依靠的人，一旦被推开，可能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决定落地之后，他用手里有限的积蓄给离开的那两位安排去处，有的在东四牌楼添了一个四合院，有的在西单胡同盘下店面，也有的只是搬到不远处，由亲戚照应。对外人来说，这叫仁义，对当事人而言，终究是一场不得已的散伙。 散了家，他却并没有把旧人一笔抹掉。之后多年，他按月往外寄钱，孩子也常进门探望。在天津跑码头时认识的刘淑芳，一直是把孩子和家务打理得妥妥帖帖的人，后来虽然退出了婚姻，却仍在他的人生里留下一道安静的影子。 舞台上，他和王雅兰继续做搭档，京剧选段、改词排练，一起走过全国曲艺汇演、拿过《改行》《戏剧杂谈》的一等奖。她在台下鼓掌，他在台上鞠躬，婚姻法带来的那道剪痕，被他们一点点填平成新的日常。 到了晚年，他陆续搬过不少家，从曾经的东四大宅门，到单位分配的木樨地楼房，他总喜欢把八仙桌摆在屋子中央，说那样才有茶馆说书味道。枕头底下压着醒木，住院时还对着窗练贯口，连护士都被他逗笑。 1993年2月4日，他离开人世，身边守着的是一路陪他走来的合法妻子。此后侯家后人因财产打官司，成了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有人怪他没早早把遗嘱写清，有人说那是旧式多妻家庭迟来的后遗症。 可不论世人怎样议论，侯宝林自己始终清楚，他是从天桥撂地一路走来的艺人，靠相声吃饭，靠观众抬举，也曾被新政推着改过家庭的规矩。 他的生活选择里有现实、有无奈，也有有限度的担当。既不完美，也谈不上绝对正确，却正是那个时代普通人被卷入大潮时最真实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