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了个天的大谱！北京，某公证处在银行存了1.8亿，需要用钱时才发现，账户内1.8亿的本息，仅剩44万。蹊跷的是，5年来，银行对账单显示正常。经查，资金早就被转移了，尽管所有证据都摆在面前，银行却不承认，甚至甩锅涉案职员：已精神失常，且早已失踪，客户经理已离职。公证处告上法庭，一审、二审被驳回，1.8亿资金无处追讨。 北京有一家公证处，2013年12月在大连银行北京分行开了个对公账户，专门用来存放公证业务收取的费用，本来想着银行存钱安全又稳妥，没成想，五年后要用钱时，却遭遇了晴天霹雳。 公证处开了账户之后，近三年时间里，分16笔从其他银行向这个涉案账户累计转入了3.6亿元，都是单位长期积累的核心资金。从开户那天起，大连银行北京分行就安排了一位姓刘的客户经理专人对接，每季度都会亲自上门，把对账单和利息回单送到公证处财务人员手里，这些单据上都清清楚楚盖着银行的公章，显示账户状态一直是“正常”，余额和利息核算起来也分毫不差。 可谁能想到，这些看似正规的对账单，全都是假的。早在2014年1月，也就是账户开户刚一个月的时候，里面的资金就已经开始被人偷偷往外划转了，只是公证处被虚假的对账单蒙在鼓里，一无所知。这些被转走的钱，并没有流入陌生账户，而是被分批转到了九家关联企业，还有两个人的个人账户里，其中一个人是当时大连银行北京分行业务负责人罗某某，另一个是罗某某的母亲霍某某，很明显，这是银行内部人员参与的资金挪用。 就这样，资金一点点被掏空，到2017年9月7日，这个原本应该有上亿资金的账户，实际余额只剩下448296.25元，之后就基本没有任何交易记录了，而公证处对此完全不知情。 到了2018年6月21日，公证处看着假对账单，确认账户内的本息合计还有1.8亿余元，就决定用这笔钱购买大连银行的理财产品，6月29日和银行签了理财协议，协议上盖着罗某某的人名章，相关单据还是那位刘经理上门送来的，全程没有经过银行柜台的正规办理流程。 理财产品到期后，公证处去银行兑付本金和收益，可银行却迟迟不给钱，这时候，公证处的工作人员才终于起了疑心，赶紧去银行柜台查询账户真实余额。一查才知道，账户里早就没钱了，那1.8亿的本息，只剩下不到45万，之前的3.6亿本金，大部分都被挪用一空。公证处立马找银行交涉，拿出了这些年收到的对账单、理财协议等证据，可大连银行北京分行却拒不承认自己有责任。 面对铁证如山，银行开始甩锅，说公证处手里的对账单、利息回单还有理财协议上的银行印文都是伪造的，还说这件事涉嫌重大刑事犯罪，应该“先刑后民”，让法院把案子移交警方，民事部分先不审理。更离谱的是，银行还声称，关键涉案人员罗某某已经精神失常，而且早就失踪找不到了，对接的客户经理刘某某也已经从银行离职，言外之意就是，这是犯罪分子的个人行为，和银行没有半点关系。 公证处没办法，只能把大连银行北京分行告上法庭，要求银行兑付本息并赔偿损失，暂计金额超过2亿元。为了查明真相，法院做了司法鉴定，结果显示，公证处提交的32张存款利息回单、19张对账单以及理财协议上的银行印文，确实都是伪造的；而银行提交的网银开通、账户变更等材料中，公证处会计的签名也是被人冒用的，但公证处的公章、法人章却是真实有效的，这就印证了，有人冒用公证处的身份、伪造银行单据，实施了资金挪用。 可即便如此，北京金融法院一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都采纳了银行的“先刑后民”抗辩意见，裁定驳回了公证处的起诉，说民事纠纷和刑事犯罪属于同一事实，应该先查刑事案件，再处理民事赔偿。这就意味着，公证处打赢了官司，1.8亿的资金依旧无处追讨，案子一下子陷入了僵局。公证处不服，只能继续上诉，把官司打到了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之后，终于打破了这个僵局，给出了不一样的裁定。最高法认为，这起案子里，民事争议和刑事犯罪不是一回事，民事部分审的是公证处和银行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履行情况，看银行有没有违约，有没有尽到保障客户资金安全的义务；而刑事部分审的是罗某某等人冒用身份、伪造单据、划转资金的犯罪行为，二者的主体不同、法律事实不同，不能因为涉及刑事犯罪，就不审理银行该承担的民事责任。 最终，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了一审、二审的裁定，指令北京金融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明确了银行不能用“先刑后民”当挡箭牌，逃避自己保障客户资金安全的法定义务。 截至目前，北京金融法院还没有作出实体裁判，大连银行最终要承担多少赔偿责任，还没有明确的结果，但这起案子已经给所有人提了个醒。公证处之所以会被骗五年，核心就是过于信任银行的单据和专人对接的服务，没有主动通过银行柜台、官方网银等方式交叉验证账户余额；而银行的内控体系形同虚设，内部人员勾结伪造单据、挪用资金，长达五年都没有被发现，客户经理上门送假单据的行为，更是给骗局提供了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