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83年，“悍匪”王宗坊被击毙后蜷缩在地上，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他的身体已经瘦得皮包骨头，胃里几乎没有食物残留，身上除了一把匕首外还有一万多块钱。   1983年9月18日，江西广昌那片湿热的林地旁，一把法医的解剖刀划开了寂静。   刀锋切开死者胃囊的那一刻，在场所有人的呼吸都停滞了半拍，没有米粒，没有油脂，只有还没来得及消化的草根、树皮，以及因为极度饥饿而疯狂分泌的酸液。   视线从这个干瘪的胃囊移开，落在旁边的物证袋上，那里装着刚从死者贴身衣袋里翻出的钞票——整整一万多元。   在那个普通工人月薪只有几十块钱的年代，这是一笔足以买下几套房子的巨款。   这就构成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悖论：两个有钱人却饿死了。   躺在解剖台上的，正是震动全国的“东北二王”，此刻，他们不再是传说中的悍匪，只是两个被文明社会彻底“消化”掉的残渣。   要把这个荒诞的结局看透，我们得看看“东北二王”的经历。   很多人以为罪恶长在贫民窟的阴沟里，但“二王”恰恰相反，他们的父母是沈阳的教师，典型的“高知家庭”，不缺吃穿，这种优越感，没有孵化出良知，反倒养出了一种令人心惊的残忍。   1983年的除夕，当463医院里飘满饺子香气时，兄弟俩溜进小卖部偷烟被发现，正常人的逻辑是认错、赔钱、走人。   但弟弟王宗玮的逻辑是毁灭，他没有任何犹豫，掏出私藏的部队手枪，几秒钟内连开多枪，4人死亡，3人重伤，为了掩盖一次偷鸡摸狗的尴尬，他们毫不手软地制造了一场惊天血案。   这种极端的自我中心，在那个血腥的除夕夜得到了最恐怖的验证，而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案发后的一幕。   当两兄弟满身是血逃回家中，知晓真相的父母做了一个决定，他们没有拿起电话报警，而是递给了儿子一沓钱和换洗衣服，把他们推上了南下的火车。   这一推，切断了他们回头的最后可能，逃亡初期的几个月，他们之所以能像疯狗一样流窜，靠的是当时治安体系的缝隙。   那时候没有互联网，警力也是一个个孤岛，他们在湖南衡阳为了抢自行车枪杀张业良，在武汉用枪托砸晕医生，在岱山袭击检查站。   他们利用信息的滞后，在各个省份之间打时间差，一路逃亡，但这种侥幸在1983年5月17日戛然而止。   这一天，公安部发布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张悬赏通缉令，这张贴满大街小巷的纸，不仅仅是一份公文，它是一次国家治理能力的“系统升级”。   这之前，警察在追，百姓在看，这之后，十亿双眼睛织成了一张天罗地网。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到了9月，当两个操着北方口音、神态疲惫的男人出现在江西广昌时，市民刘建平能一眼识破并报警。   原本广阔的中国大地，对他们来说突然变得无处藏身。   紧接着就是那场史无前例的围猎，三万名军警和民兵把广昌的大山围成了铁桶，这不再是猫捉老鼠的游戏，而是国家意志对暴力犯罪的一次降维打击。   也就是在这一刻，两兄弟切断了与社会的联系，他们不敢住店，不敢买饭，手里攥着那一万块巨款，却在丛林里像野兽一样啃食草根。   最后的终局惨烈而凄凉，武警甘象清和参谋吴增兴在搜山中壮烈牺牲，用生命换来了最后的收网，在密集的火力网中，弟弟王宗玮负伤，绝望地把枪递给哥哥后气绝身亡。   而王宗坊，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暴徒，最终蜷缩在阴暗的林子里，被子弹打成了筛子，当枪声停歇，留给法医的，就是开头那具皮包骨头的尸体。   那张泛黄的通缉令，不仅结束了两个亡命之徒的性命，还让那个充满动荡的年代留下了一个冷酷的印记：   如果你选择无视规则、背离人性，无论你手上有多少武器或钱财，最终都会像野兽一样，毫无尊严地在野外腐烂。主要信源：（潼关检察——东北“二王”大案回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