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56年，傅作义几次请求毛主席释放陈长捷，也几次去功德林探望他，然而陈长捷每次见了傅作义都是怒目而视，“我上了大当，你做了起义将军，我倒做了战犯。”   1949年1月，彼时的天津城外，东北野战军已经完成对天津的包围，城内的陈长捷，手里攥着一份早已发黄的电报。   那是他向北平“剿总”傅作义发出的最后求救，作为保定军校的师弟，作为傅作义从晋军排长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陈长捷把天津防务做成了“铁桶”，连蒋介石视察时都感叹，如果天下守将都像陈长捷，江山何愁不保。   但陈长捷是个纯粹的军人，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政治博弈桌上的一枚“弃子”，他一遍遍发电报请示：是战？是撤？还是谈？   傅作义的回电只有冷冰冰的几个字：“坚守便有办法。”   这句模糊的承诺，成了陈长捷的催命符，他以为“办法”是援军，是反攻，或者是某种高层的战略部署，他哪里知道，此时此刻的傅作义，正在同中共代表秘密接触，商讨北平和平起义的细节。   这是一个极为残忍的博弈：如果傅作义告诉陈长捷实情，天津守军一旦泄密或者哗变，北平的谈判桌就会立刻掀翻，百万生灵将卷入战火，为了保住北平这座古都，为了保住几十万军队的性命，傅作义必须在这一刻，对陈长捷撒谎。   1月14日，并没有什么援军，只有长达29个小时的炮火覆盖。   天津城墙被炸开的那一刻，陈长捷躲在地下指挥部里，听着头顶混凝土崩裂的声音，大概还在等着那个“办法”，直到解放军冲进指挥所，将他按在地上，几天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的消息传来，陈长捷才恍然大悟——天津的毁灭，原来是北平和平的祭品。   这种被最信任的人“献祭”的痛苦，比战败更销蚀人心。   此后的十年，是两段截然不同的人生，墙外，傅作义作为水利部长，在政协会议上侃侃而谈，规划着新中国的江河治理，墙内，陈长捷在这个曾关押过无数历史人物的院子里，正费力地啃着《资本论》。   时代的巨变往往体现在最荒诞的细节里，曾指挥千军万马的陈长捷，如今被编入了劳动组，因为腿脚不便，他和同样腿脚不好的杜聿明分到了一组抬粪桶，两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一瘸一拐地走在菜地里，步点踩不齐，粪水洒了一路，被狱友们戏称为“一对宝”。   而在这些弯腰劳作的时刻，傅作义并没有在外面心安理得。   那种愧疚感像蚂蚁一样啃噬着这位起义功臣，他无数次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写信，言辞恳切，甚至用上了“恳求”二字，只为给陈长捷求一张特赦令，他一次次提着东西去探监，哪怕每次都要面对那张冷脸和摔碎的搪瓷缸，他也照去不误。   这是一种无声的赎罪，傅作义心里清楚，那个“起义功臣”的勋章背面，刻着陈长捷的牢狱之灾。   转机出现在1959年。   那是新中国第一批特赦战犯的日子，陈长捷的名字赫然在列。走出高墙的那一天，傅作义亲自开车把他接到了北京鸿宾楼。   没有记者，没有闪光灯，这是一场迟到了十年的“解释”。   饭桌上，酒过三巡，傅作义终于把当年那场不能说的秘密摊开了：关于蒋介石的南撤令，关于百万大军的对峙，关于为了防止机密泄露而不得不做的隐瞒，他把那个残酷的政治逻辑，一点点拆碎了讲给陈长捷听。   陈长捷听着听着，原本紧绷的脸慢慢松弛了下来，他没有痛哭流涕，也没有拍案而起，他只是做了一个晋军老兄弟之间特有的动作——重重地拍了一下膝盖。   这一拍，意思是“懂了”。   那些关于背叛、关于谎言、关于十年铁窗的愤懑，都在这一拍里烟消云散，他伸出手，和傅作义握在了一起，那一刻，他们不再是部长和战犯，也不再是长官和下属，只是两个被巨大的历史洪流裹挟着、终于游上岸的幸存者。   晚年的陈长捷去了上海，在农场里做着平凡的工作，据说他干活极卖力，疏通厕所、下粪坑堵漏，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那不再是被迫的改造，而是一个公民在新世界里寻找尊严的方式。   如今回看这段往事，依然让人唏嘘，历史的大局往往由无数个体的牺牲铺就，但庆幸的是，在冰冷的政治算计之外，人性终究还是透进了一丝光亮。  信息来源：《李宗仁回忆录》自我毁灭的西南保护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