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云]1982年8月15日，著名抗日英雄赵一曼的儿子，在家中自缢身亡，他叫陈掖贤，是北京一家机电研究院的职工，这一天陈掖贤没有去上班，单位的同事担心他出事，到家中去探望，因为在此之前，陈掖贤在家中孤零零一人，差点儿饿死。   1950年代那场“身份觉醒”，那时候电影《赵一曼》红遍大江南北，姨妈李坤杰在银幕前哭成了泪人，她认出了那就是自己的亲妹妹。   紧接着，姑妈陈琮英把一封迟到了二十年的遗书交到了陈掖贤手里，那是母亲牺牲前用铅笔头在碎纸上写下的绝笔，每一个字都像子弹一样穿透了这个年轻人的胸膛。   巨大的荣耀感混合着被抛弃的委屈，瞬间击穿了他，他用针在手臂上刻字，这不仅是怀念，更像是一种病态的补偿，母亲在日寇的刑具下受过碎骨之痛，儿子试图通过肉体的疼痛，强行建立起与英雄母亲的血脉连接。   但遗憾的是，赵一曼的基因里那股视死如归的钢铁意志，并没有遗传给陈掖贤，从1929年在宜昌出生起，他的生命底色就是阴郁的，7岁丧母，父亲陈达邦远在莫斯科，他像个皮球一样被寄养在伯父家。   这种原生家庭的破碎，把他塑造成了一个敏感、内向、甚至有些生活低能的“精神贵族”。   这种性格缺陷在现实面前很快撞得粉碎，他顶着人大外交系毕业生的光环，却因为生活散漫、不修边幅，被外交部拒之门外。   组织把他分配到北京工业学校教政治，讲马哲他是一把好手，引经据典头头是道，但在过日子这件事上，他简直是个巨婴。   即使后来与爱慕他的学生张友莲结婚，生活也没有好转，反而滑向了更深的深渊，他是典型的“月光族”，月初挥霍，月底借债，组织甚至不得不委托室友袁宝珊代管他的工资，像哄孩子一样分批次发给他，但这根本挡不住他生活秩序的崩塌。   1969年，北京工业学校停办，他被调入机电研究院第六机床厂，从拿粉笔的讲师变成了扛大包的采购员，这种阶层的跌落对于心高气傲的他来说是毁灭性的。   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大街小巷满头大汗地跑单，回到家面对的是复婚后依然争吵不休的妻子、精神崩溃的家庭氛围，以及永远填不满的亏空。   他穷得连饭都吃不上，政府要发给他烈士抚恤金，这是一笔能救命的巨款，但他严词拒绝，他的理由硬得像块石头：“母亲牺牲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给我换钱。”   这话听着让人肃然起敬，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把高尚的道德匕首，最终捅向了他自己，他宁愿饿晕在1974年的那块馊馒头旁，也不愿弯下腰去接那份“特权”，他拼命想维护母亲名节的纯粹性，却用最惨烈的方式证明了自己根本无力承担“英雄之子”的重量。   在那张并没有留存太多细节的遗书里，他留给女儿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以烈士后代自居，要过平民百姓的生活。”   很多人把这看作是他对现实的妥协，但我更愿意把它解读为一种迟到的“解绑”，活了53年，他终于明白，英雄的光环太重了，普通人的脖子根本挂不住，他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在“神性”与“人性”夹缝中挣扎的一生，把做一个平凡人的权利，当成最后的遗产留给了女儿。   信源：（人民网-党史频道——赵一曼和她的儿子【2】；人民网-党史频道——赵一曼家事（二）：二十八才知亲生母【3】；袁宝珊——《赵一曼之子的非常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