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云]1903年，30岁梁启超和17岁王桂荃行房，两人大汗淋漓，次日梁启超却说：“我提倡一夫一妻制，而你的身份只能是丫鬟，孩子生下来后，母亲仍旧是李蕙仙，你的孩子不能认你作母亲！”这句话像根刺，扎进了王桂荃心里，也扎进了那个新旧思想碰撞的时代。   1903年，正妻李蕙仙此时已34岁，常年的政治逃亡让她身体亏空，而梁家香火岌岌可危，仅存的一子梁思成体弱多病，李蕙仙需要一个子宫，梁启超需要一个后代，而王桂荃，这个原名“王来喜”、六岁就被转卖四次的陪嫁丫鬟，交出了自己的一生。   1904年，王桂荃生下长女，按照“契约”，她必须在这个生物学骨肉面前退后一步，看着孩子管李蕙仙叫“妈”。   更惨烈的还在后面：当李蕙仙的儿子染上白喉时，王桂荃的亲生女儿也同期倒下，为了向“正统”献祭，她衣不解带地护理正妻之子，分身乏术，只能眼睁睁看着亲生骨肉夭折。   那时候，她只能躲在卫生间里，借着哗哗的水声掩盖哭声，但这个不识字的女人，实则是梁家隐形的CEO，流亡日本期间，她迅速掌握了东京话，不仅能跟房东砍价，甚至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能从一堆报纸中甄别出清廷密探钓鱼的文章。   梁启超在日记里感叹“桂荃者，家中柱石也”，这大概是他唯一一次卸下伪装的诚实时刻。   1929年，梁启超撒手人寰，并没有留下多少真金白银，43岁的王桂荃，面对的是九个未成年的孩子和塌下来的天，她没有崩溃，而是展现出了惊人的资产运作能力，她果断变卖了天津那栋承载回忆的旧楼，举家迁往北京，硬生生拉起了一道财务防火墙。   1941年，为了送小儿子梁思礼去美国留学，这笔400美元的路费在战乱年代简直是天文数字，王桂荃变卖了最后一点细软，放下尊严四处借贷。   在天津码头刺骨的寒风里，她裹着旧头巾守了半个月，只为在轮船起航的那一刻，能多看儿子一眼，她替梁思成挡过李蕙仙的掸子，也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九个子女的未来。   然而1968年，因为“保皇党老婆”的标签，85岁的王桂荃被赶进了一间阴暗潮湿的牛棚。   那个时候，她送出去的儿子梁思礼正在戈壁滩上研究导弹，那是国家的利剑，而他的母亲，却在角落里卑微地渴望一块叉烧肉。   肠癌晚期的剧痛折磨着她，直到孤独离世，没有葬礼，没有墓碑，好心的乡亲用一张破草席裹着她，草草埋在了乱葬岗，这一别，就是尸骨无存。   直到1995年，梁家的子女们终于聚齐在香山，他们在梁启超和李蕙仙的墓旁，种下了一棵白皮松，碑上刻着“抚育九子，恩重如山”，这是一份迟到了近一个世纪的家族认可。   她这一生，输掉了名分的游戏，没能成为“梁夫人”，但看看她留下的名单：三位院士，一位“两弹一星”元勋，满门俊杰，在那棵白皮松下，她终究赢回了对“母亲”二字最硬核的定义。   信源：《人民文摘》2013年5月版《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王桂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