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49年4月，被俘的国民党副师长竟笑了。他冲我军团长喊：“老同学，别押我，我是中央军委的人！”全场惊住。那年4月，浙江宜兴战俘营。一名穿国民党少将制服的俘虏突然笑了。   1949年4月，浙江宜兴，泥泞不堪的战俘营里，几千个灰头土脸的国民党败兵挤在一起，但在这堆烂泥里，有一个人干净得扎眼。   他穿着笔挺的少将制服，领章擦得锃亮，这不是一个俘虏该有的姿态，当解放军八十八师补充团团长钱申夫带队巡视时，他没有躲闪，反而迎着枪口扯出一个笑，冲着那个身影喊了一嗓子：“老同学。”   这一声，把周围警卫员的枪栓都吓得拉得哗哗响。   在那个神经过敏的当口，敌军高官的一个微笑通常意味着陷阱，或者衣领里藏着手雷，但钱申夫愣住了，他看到那张脸上高耸的颧骨、偏厚的嘴唇，还有说话时左边眉毛习惯性的一挑。   这一挑，直接把时间挑回了十年前。   1939年的延安，也是这么冷，不过那是干冷的雪，钱申夫记得这双眉毛的主人叫李唯平，抗大四期三大队的上下铺兄弟，那时候他们一起在油灯下抄战术笔记，饿了就啃冻得像石头的窝头。   钱申夫这条命其实是李唯平给的，那年冬天开荒，钱申夫踩塌了冰面掉进窟窿，是李唯平疯了一样把他硬拽上来，两人生生在炭火盆边烤了半宿才缓过那口气。   可那种过命的交情，在1940年春天断了线，李唯平说回河南洛阳探母，背着半袋小米出了延安，从此就像一颗石子扔进大海，连个响儿都没听见。   组织上查遍了老家，只看到日军洗劫后的废墟，大家都以为他早就成了乱世里的孤魂野鬼，谁能想到，再见面时，红军学员成了国军少将？   审讯室的门关上，隔绝了外面的嘈杂，这不仅是一场叙旧，更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甄别，钱申夫没说话，看着对方从贴身口袋里掏东西。   桌面上摆了两样物件：一本铁皮封面的笔记本，一枚磨得发亮的铜纽扣。   那个笔记本的红漆封面已经斑驳，但这正是当年抗大的标配，翻开来，里面夹着一张泛黄的合影，背面那行铅笔小字，是两人入党时的秘密暗号，笔锋还是那个味道，一点没变。   至于那枚铜纽扣，李唯平摩挲着它说，那是母亲逃难前外套上掉下来的，这枚扣子是他这九年在黑夜里唯一的灯。   真相远比“叛变”要粗糙和残酷得多。   当年李唯平回乡，家没了，爹死了，娘逃了，回延安的路上被国民党抓了壮丁，这原本是个必死的局，但他识字，懂军事，硬是从炮灰堆里爬到了参谋部。   这九年，他活成了两个人，白天，他在南京的酒桌上推杯换盏，演一个精通钻营的国军军官，晚上，他变回那个延安的学员，把布防图和弹药库位置刻在脑子里。   这不是什么风流倜傥的谍战剧，为了搞到京沪杭的核心布防图，他曾经在参谋部的夹墙里躲了三天三夜，饿了就啃墙皮上的霜，听见特务的皮鞋声在墙外响，他就趴在地上学老鼠叫。   他伸出左手，小指少了一截，那是军统清查时留下的“纪念品”，酷刑没能撬开他的嘴，反倒成了他“忠诚”的勋章，让他一路升到了少将副师长。   这次宜兴战役，他不是被抓的，他是来“送死”的。   眼看渡江战役迫在眉睫，他故意指挥部队露出破绽，让自己陷入重围，这是一场豪赌——赌钱申夫还记得那个冰窟窿，赌组织能认出这个失联九年的孩子。   钱申夫连夜发报，第二天清晨，中央军委的回电只有寥寥数语，却字字千钧：确认代号“黎强”，系长期潜伏人员，功勋卓著。   那一刻，李唯平捧着热粥，眼泪才第一次砸下来。   但他没有时间感伤，就在当天，这位刚刚脱下少将制服的“新兵”，一头扎进了华东野战军情报处。   不需要适应期，他太熟悉对手了，他趴在地图上，手中的铅笔飞快游走，把南京和浦口的火力配置点一个个标了出来，那些线条，像手术刀一样精准地切开了长江防线的软肋。   后来，那本铁皮笔记本进了纪念馆，成了历史的一个见证。  信源：网易新闻——国军师长逃亡台湾途中被俘，遇老同学笑着打招呼：我是中央军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