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43年，有个伪乡长偷偷给新四军报信：“今晚我不在乡公所，你们趁这个机会来把枪抢走。”   1943年的苏北，日伪军开始进行“清乡”行动，他们在村口修据点，把探照灯架得高高的，二十四小时轮转，就为了守住许储乡公所里，那十二支步枪。   对于当年的新四军来说，这不仅仅是十二根能喷火的铁管，那是十二条命，甚至是一个连队的胆气，但此刻，这些枪正锁在伪乡公所的西屋里，空气里弥漫着枪油和陈旧的烟草味。   看守这些枪的人叫许广权，这人身上挂着“伪乡长”的牌子，每天戴着那截刺眼的袖箍，在日本人和老百姓的夹缝里哈腰点头。   你看他表面风光，实则像只被剥了皮的兔子——家里人被扣在日本人手里，那个叫“乌龙镖”的特务秘书就像影子一样粘在他身后，连他上厕所都要竖着耳朵听动静。   按照常理，这是一个死局，枪是日本人的红线，碰了就是灭门。   但许广权是个会算账的人，他算的不只是伪政府的粮草账，更是生死账，那些枪留在乡公所，迟早会引来新四军的强攻，到时候子弹不长眼，他就是第一个祭旗的，若是主动送出去，那就是一张通往未来的投名状。   这笔账，他在心里盘算了无数个不眠之夜。   机会往往藏在那些不起眼的“变量”里，那个如附骨之疽的特务“乌龙镖”，每隔几天要回家过夜，这就是那道严密防线上的唯一裂缝。   四月底的一个午后，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许广权支开了杂役，绕着田埂像个鬼魂一样溜到了村东头的破庙，那地方早就断了香火，土地爷的泥像缺了半边脸，正冷眼看着这荒诞的人间。   新四军的指挥官杨斌就在那里等他。   两人的对话没有寒暄，全是干货，许广权把声音压得极低，甚至带着点颤音：“今晚我不在。特务也不在。只有几个懒汉值班。”   他交出的不仅仅是一句话，而是整个乡公所的安保底牌：枪支的具体坐标在堂屋东墙根，汉阳造混着三八大盖，钥匙在那个贪睡的伙夫身上，最要命的是那探照灯的死角——每转一圈，有一炷香的黑暗盲区。   这是一场豪赌，赌的是许广权全家的人头。   那天夜里，月亮很识趣地躲进了云层，杨斌带着突击队摸进村子的时候，甚至连村里的狗都没叫唤一声，这得益于许广权之前透露的巡逻间隙。   行动的过程快得惊人，也险得要命。   战士们像猫一样滑进后门，堂屋的门锁果然没挂，那是许广权留下的“后门”，十二支枪，两箱沉甸甸的子弹，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   就在搬运的档口，意外发生了，一名战士的脚尖蹭翻了地上的铜盆，“当啷”一声。   在死寂的深夜，这声音响得像一颗手雷炸开，所有人的心脏在那一瞬间几乎停跳，隔壁西厢房里，一个伪军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梦话，咳嗽了两声，然后——又打起了呼噜。   那几秒钟的凝固，比一个世纪还长。   半个时辰后，队伍顺着探照灯的死角撤进了玉米地，十二支枪，一颗子弹没费，一个人没伤，敌人损失了资产，而我们获得了力量。   第二天清晨，许广权的表演时刻到了。   他从据点开会回来，看着空荡荡的枪架，那股子惊慌失措演得比真的还真，他大喊大叫，痛骂值班的伪军，甚至主动跑去向日本人报告“失职”。   日本人来了，翻箱倒柜查了半天，结果，除了把那几个睡觉的伪军吊起来抽了一顿鞭子，罚了许广权一点伪币，什么也没查出来。   因为逻辑闭环了：乡长不在场，特务不在场，门窗未破，这就是一起典型的“土匪趁乱摸营”，日本人怎么也想不到，那个点头哈腰的乡长，才是这场大戏的总导演。   事情过去很久后，杨斌托人给许广权带了个口信，就两个字：“谢了。”   那天晚上，许广权没说什么豪言壮语，他只是把家里藏了很久的一块腊肉拿出来煮了，让老婆炒了个菜，他独自坐在桌前，给自己倒了二两烧酒，闷头喝了下去。   在那样的乱世里，不是所有英雄都穿着军装冲锋陷阵，有些人，必须戴着最脏的面具，在最深的黑夜里，干着最干净的事，那杯酒里咽下去的，是一个中国人最隐忍的良知。  信源：陕西党建网 新四军第五师孤悬敌后的统战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