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78年，郭沫若在北京去世。最让人想不通的是，他在日本抛下的五个孩子，在佐藤富子靠挖野菜养大的绝境下，竟然全成了国家顶尖栋梁。   1916年的东京，22岁的名门闺秀佐藤富子犯了那个年代所有文艺女青年最容易犯的错——信了才子的鬼话。   郭沫若一句“您的脸放出圣光”，就让她断绝了与男爵家族的关系，改名“郭安娜”，她以为换来的是爱情，结果换来的是长达21年的保姆生涯，和1937年那个不辞而别的背影。   最至暗的时刻不是被抛弃，而是被剥离，日本军警抓她坐牢，打得皮开肉绽逼问下落，她咬死不说，出狱后军官拿着糖果诱惑孩子入日本籍，她一把挡回去：“他们是中国人。”   这句“中国人”，成了后来郭家五兄妹一生的精神路标。   在以前那个连刷锅水都喝的年代，佐藤富子在自己家的废墟上搞了一套“野菜教育学”，她没钱买纸笔，就在地上用木炭画汉字，外面防空洞里的炸弹乱飞，她就在里面给孩子们讲《论语》。   这种教育甚至带着一种不可理喻的“贵族气”，家里穷得只能啃梨核，她却能从牙缝里省出钱给次子郭博买柯达相机，逼着四子郭志鸿在战火里练钢琴。   后来郭和夫在研究油田催化反应时，发现速度比同行快三倍，他说这是童年跟着母亲挖野菜练出来的观察力，郭博设计上海希尔顿饭店的灵感，来自母亲当年用稻草搭建的防震棚。   苦难对于弱者是毒药，在这个日本女人手里，却成了把孩子锻造成钢的燃料。   1948年的香港，大概是佐藤富子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天，她带着五个孩子满心欢喜地去寻夫，推开门看到的却是年轻的于立群和早已成群的“新家庭”。   换做任何一个普通发妻，此时都该撒泼打滚、索要抚养费，但佐藤富子只做了三个字的“资产交割”——“我走”，没有纠缠，没有撕扯，她极其冷静地单方面终结了这段契约，转身就把孩子带回了中国大连。   她对孩子们说：“你们的父亲在庙堂写书，我们在田间铺路。”   这绝不是一句赌气的话，建国后，周总理要给她特殊津贴，她拒绝了，孩子们毕业要分配工作，她把他们全赶去了边远地区搞建设，她说中国不缺锦上添花的人，缺雪中送炭的鬼。   直到1983年，她当选了全国政协委员，依然拒绝去北京开会，理由简单得让人心疼又心酸：“我去了，大家就会议论郭沫若，会坏了他的名声。”   你看，即便被辜负了一辈子，她依然在维护那个“孩子父亲”的社会资本，这不是旧式妇女的愚忠，而是一个家族掌舵人极度理性的止损与保全。   1995年，这位活了101岁的老人走完了她的一生，她把这一辈子缝补袜子攒下的500万日元，全部捐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   她在上海宋庆龄陵园的墓碑上刻着“去作春泥护花”，这场跨越世纪的博弈，郭沫若赢得了生前的声名，而佐藤富子赢得了身后的家族与历史。   她用那个沉默的背影告诉世人：最好的教育，不是学区房和补习班，而是一个母亲在绝境中挺直的脊梁，和那句至死不渝的“不靠别人”。  主要信源：（中国新闻网——《中华文摘》文章：郭沫若与他的三位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