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术为什么一定要称帝？   世人多骂袁术狂妄自大、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在汉室未亡、诸侯环伺之时贸然称帝，最终落得众叛亲离、忧愤而死的下场。可细究史料便知，他这场看似荒唐的称帝之举，绝非一时头脑发热，而是步步盘算后的必然选择。这份“必为”的执念，到底藏着怎样的底气与无奈，又裹挟着多少乱世之中的权力考量？   东汉末年，董卓乱政，焚烧洛阳、劫持献帝，彻底击碎了汉室最后的威严。天下诸侯纷纷起兵讨董，却各怀鬼胎，没人真正心系汉室安危，不过是借着讨董的名义扩充地盘、积蓄实力。彼时的袁术，出身于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远比同期诸侯更具先天优势——袁氏世代为官，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威望深厚，而袁术作为袁逢嫡子，相较于庶出的袁绍，更具名正言顺的继承权，这也让他自始至终都有着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讨董联盟解散后，诸侯割据之势愈发明显，袁术趁机率军南下，占据了南阳这片富庶之地。南阳人口稠密、土地肥沃，既是重要的粮草产地，也是优质的兵源地，袁术凭借此地的资源，迅速招兵买马，麾下兵力很快扩充至数万之众。后来，他又率军东进，夺取淮南、扬州等地，将整个江淮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江淮一带远离中原战乱，经济繁荣，粮草堆积如山，这让袁术的实力进一步壮大，也让他潜藏已久的野心逐渐浮出水面。   袁术的野心，并非凭空滋生，而是被乱世局势与自身境遇不断滋养。早在讨董之时，他就与袁绍产生了分歧，袁绍想拥立幽州牧刘虞为新君，借此挟天子以令诸侯，可袁术坚决反对。他表面上以“讨董勤王、不可擅立君主”为由拒绝，实则早已心存异志，不愿拥立任何一位君主来约束自己的权力，更不想屈居袁绍之下，看着兄长独揽大权。这场分歧，最终让袁氏兄弟彻底反目，双方互相攻伐，彻底走向决裂。   真正让袁术下定决心称帝的，是两件关键之事——传国玉玺的到手与谶纬之说的加持。公元191年，孙坚率军攻入洛阳，在清理汉宫废墟时，于一口深井中发现了传国玉玺。袁术得知消息后，立刻派人扣押了孙坚的妻子吴氏，以此要挟孙坚，最终强行夺走了传国玉玺。传国玉玺是皇权的象征，持有玉玺，在袁术看来，便是天命所归的证明，也让他称帝有了最直接的“合法性”支撑。   与此同时，汉末盛行的谶纬之说，也给了袁术极大的心理暗示。当时民间流传着“代汉者，当涂高也”的谶语，袁术对此深信不疑，他曲解谶语含义，认为自己名术、字公路，“公路”与“途”同义，而“途”又与“涂”谐音，恰好对应谶语中的“当涂高”，坚信自己就是那个注定取代汉室的人。除此之外，他还搬出“五德终始”学说，宣称袁氏出身于陈，是舜帝的后代，属于土德，而东汉属于火德，按照“五行相生”之说，土德当取代火德，进一步为自己的称帝之举寻找理论依据。   除了自身底气与理论支撑，当时的局势也让袁术觉得称帝时机已到。公元195年冬，叛将李傕、郭汜在弘农追击献帝及公卿百官，保护献帝的杨奉战败，献帝只身逃往黄河北岸，汉室朝廷名存实亡，威望一落千丈。袁术认为，此时汉室已无力回天，天下无主，正是自己登基称帝、号令诸侯的最佳时机。此外，他麾下的部属也多有劝进之心，这些人追随袁术，无非是想借着他的势力封侯拜相、谋取富贵，而袁术称帝，正是满足他们利益诉求的最佳方式，也能进一步凝聚内部势力。   公元197年，即建安二年，袁术在寿春正式称帝，建号仲氏，设置公卿百官，在城南城北修筑祭坛，祭祀天地。他任命九江太守为淮南尹，广置朝臣，模仿皇室规制，过起了奢侈荒淫的生活。后宫妻妾多达数百人，皆身着罗绮丽装，享用精美的食物，而他麾下的士兵却常年处于饥寒交迫之中，江淮一带因他的奢靡统治，民不聊生，许多地方断绝人烟，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   世人皆说袁术狂妄，却忽略了他称帝背后的无奈。彼时，他虽然占据江淮富庶之地，但处境并不乐观——北面有袁绍、曹操的威胁，东面有吕布的牵制，南面有孙策的崛起，内部还有地方豪强的不稳定因素。他深知，仅凭“州牧”“太守”的头衔，难以长期凝聚势力，也无法与其他诸侯真正抗衡。称帝，对他而言，既是野心的爆发，也是一种战略尝试——他想通过称帝，确立自己的皇权地位，提升自身号召力，整合内部势力，同时威慑其他诸侯，打破当时的割据僵局。   袁术或许也曾意识到称帝的风险，但他的优越感与野心，让他无法放弃这个机会。他自恃出身名门、实力雄厚，又持有传国玉玺、有谶纬加持，坚信自己能够成功取代汉室，建立属于自己的王朝。他忽略了民心向背，忽略了诸侯之间的制衡，更忽略了自身的短板——他虽有地盘与兵力，却缺乏治国之才，麾下也无顶尖的谋臣武将，加之他奢侈荒淫、赏罚不明，早已失去了民心与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