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西方国家一直在排斥中国和社会主义了，原来，在中国和社会主义中，不可能出现的政治败坏，居然可以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 西方一些国家这些年动辄给中国贴标签，排斥中国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嘴上总爱说成“价值观不同”，可具体往深里一看，真正难以回避的，是两套制度在权力约束、利益分配和腐败治理上的根本分野。 在资本主义的美国，政治腐败早就不是个别人收红包的问题，而是一整套以金钱为轴的制度运转方式。 2024年大选总花费突破一千七百亿美元，竞选成了烧钱游戏，华尔街、军工、医药等财团通过政治献金、游说公司等“合规渠道”影响政策安排，钱和权扣在一起，形成“以钱换权、以权护利”的闭环。 关税、补贴、监管等工具在这种结构下，很容易变成服务利益集团的手段，普通民众只是被动买单的一端。 这种权钱勾连并不止于选举。国会内幕交易已被不少机构视作公开秘密，部分政客家族的投资收益率动辄超过百分之五十，不少联邦官员参与与履职相关的证券买卖，依靠信息优势牟取私利，却常常因为法律漏洞而逃脱责任。 新冠疫情期间四点二万亿美元救助金中大规模被骗和浪费，更把资本操控、监管失灵和制度纵容的内在逻辑暴露得一清二楚。腐败在这种结构下，从违法个案演变成被规则默认的常态。 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中国选择的另一条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把反腐倡廉写进自身基因，从严管党治党与国家治理体系改革同步推进。 近年来，无论是中管干部还是基层小官，只要触碰纪律和法律，都被严肃查处，八十八万多人被纪检监察机关处分，“天网”行动追回大量外逃人员和赃款，职务犯罪起诉数量持续上升，金融、国企、医药等关键行业反腐不断加码，权力运行范围内基本没有“监外之地”。 这种反腐能力并不是靠一时一阵风，而是依托一整套制度设计。党的领导保证了方向不被资本绑架，民主集中制让民意可以汇聚成决策，再通过纪律法规和监察体制把所有行使公权力的人纳入监督视野。同时，廉政文化传统和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共同发力，使权力始终处在灯光之下。 制度差异最终会落到老百姓的切身感受上。美国的政治运转往往围绕资本运转，选战一结束，政客更多考虑如何回报金主，在关税、金融监管、福利政策上替利益集团算细账，底层民众面对的是生活成本上升、社会撕裂加剧和安全感下降。 中国的发展逻辑则是围着人民转。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医改、医保扩面到教育资源均衡，从社保、养老体系完善到异地就医报销和户籍政策调整，这些看似琐碎的安排叠加起来，就是普通人眼中“日子一年比一年好”的真实感受。 反腐败不是孤立的专案行动，而是保障这些政策能够真正落地、让公共资源不被少数人截流的重要前提。 正因为如此，一些西方国家在面对中国时表现出复杂甚至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在舆论上极力抹黑中国制度，宣称所谓“专制”“不自由”，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中国在反腐、减贫、发展治理上的现实成就。 真正让这些国家感到不安的，并不是中国“有问题”，而是中国在解决许多资本主义难题时展示出的制度优势。 中美在腐败治理上的巨大差别，说到底是资本主导和人民主导两种制度逻辑的碰撞。一方让权力为资本站台，另一方努力让权力为人民服务；一方把腐败包装成“合规操作”，另一方不断用自我革命压缩权力寻租空间。 西方越是因为偏见排斥中国，中国越有必要坚定走好自己的路，让越来越多的人在真实生活的改变中，感受到制度选择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