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奥委会表示，对2036年奥运会申办情况感到失望，因为上海、成都和广州三座城市都没有提交申请。2036年奥运会主办权争夺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悄然展开。有趣的是，在这场备受关注的盛会筹备过程中，国际奥委会表现出的不是兴奋，而是一种明显的“失望”。 首先得算一笔实实在在的经济账，办一届奥运会的成本早就不是普通城市能轻松承担的。按保守估算，2036年标准办赛至少要投入5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三个港珠澳大桥的预算规模，而且历史经验证明，实际开销往往会远超预期，超支几乎是奥运申办的常态。 对城市来说，这笔巨额资金不是凭空而来，每一分都牵扯到公共财政的分配，与其把钱砸在一场持续半个多月的赛事上，不如投入到更贴近民生的领域。现在上海、成都、广州都在集中力量推进民生工程，从保障性住房建设到社区养老服务，从优质教育医疗资源扩容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些领域的投入能直接提升市民的生活质量，带来更长久的社会效益，显然比办奥运的“面子账”更受认可。 更关键的是赛后场馆的利用问题，这几乎是所有举办城市的通病。奥运需要的场馆数量多、规格高，很多场馆为了满足赛事要求，设计上相对特殊，赛后很难转化为日常使用。虽然北京奥运会在场馆复用方面做得堪称典范，但这只是个例而非普遍现象。 大多数城市办完奥运后，不少场馆就成了闲置的“摆设”，不仅产生不了价值，每年还要投入巨额维护费用，变成财政负担。而现在中国城市办赛的思路已经彻底转变，杭州亚运会、成都大运会都走“轻量化”路线，尽量改造现有场馆，避免大规模新建，赛后这些场馆直接向市民开放，服务于全民健身。 上海、成都、广州本身就有充足的体育设施，现有的场馆通过改造完全能承接大型赛事，没必要为了奥运再搞一轮大拆大建，给自己留下后续隐患。 再看城市自身的发展需求，这三座城市已经不需要靠奥运会来提升国际知名度了。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广州作为外贸枢纽，早就已经是全球瞩目的大都市，成都近年来也凭借自身的产业优势和文化魅力，成为新一线龙头城市。 过去中国城市申办奥运，是为了借助这个平台向世界展示发展成就，如今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不需要通过一场体育赛事来“刷存在感”。高铁里程全球第一，5G基站数量远超欧美总和，这些硬实力已经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发展水平，城市的影响力也早已通过经济、文化、科技等多个维度自然扩散，奥运带来的额外宣传价值已经大幅缩水。 对这三座城市来说，与其花精力申办奥运，不如聚焦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民生改善，这些才是支撑城市长期发展的核心动力。 从全球申办环境来看，奥运会早就不是当年那种众星捧月的香饽饽了。国际奥委会虽然说有超过10个国家和地区表达了申办兴趣，但真正具备成熟条件的并不多。 国际奥委会其实也意识到了申办热情下降的问题，推出了“2020+5”改革议程，提出联合申办、复用场馆等新思路，试图降低申办成本。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通过多城市分工合作，把预计成本压缩了80%，巴黎奥运会也把部分比赛放在城市地标举办，减少新建场馆的需求。 但这些改革并没有触及核心问题，对大多数城市来说，申办奥运的整体成本依然偏高，回报却不够明确。国际奥委会曾希望中国用“长三角+珠三角”的区域协作模式申办，试图用这种方式打动城市，但这种提议更像是一种“项目推介”，并没有真正解决城市关心的成本、赛后利用等关键问题，自然难以唤起申办热情。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是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当前研究显示，到2050年中国东部可能会出现极端高温天气，甚至达不到奥运场馆的安全标准。巴黎奥运会已经开始计划错峰办赛，就是为了规避高温对赛事的影响，这也让城市申办奥运多了一层顾虑。与其冒着未来赛事受气候影响的风险，不如把资源投入到更稳定、更具确定性的发展领域，这也是上海、成都、广州做出理性选择的重要考量。 说到底，这三座城市不申办2036年奥运会，本质上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体育发展理念从“规模导向”转向“质量效益导向”的具体体现。国际奥委会的失望，恰恰反映出百年奥运的办赛模式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节奏，需要进行更彻底的变革。 过去城市追求通过奥运刷名气、国家靠赛事树形象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无论是城市还是民众，都更看重实际效益，更关注资源分配的合理性。一场赛事如果不能给当地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不能与城市长期发展规划相契合，自然难以获得支持。 上海、成都、广州的选择，不是对奥运的否定，而是用理性态度告诉国际奥委会，未来的奥运需要更贴近城市需求、更注重民生效益、更具可持续性的办赛模式，只有这样，奥林匹克圣火才能在新时代继续保持吸引力。国际奥委会的失望或许能成为推动其进一步改革的动力，让奥运真正回归体育本质，实现荣耀与实惠的双赢，这才是全球城市和民众真正期待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