埴轮书话 郭永秉｜结合清华简等新见资料对古史传说的反思

我现在总体上仍然支持“古史辨”派学者的看法。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学者，把禹当成截断众流的一个关键点，认为是西周以至春秋人眼中以禹为最早的古史传说人物，这一点已不为大多数学者所赞成。现在看来，我们的确不应否认古代口口相传的某些传说，如尧、舜传说很可能有古老的来源，顾先生“截断众流”的做法的确可能太过激进。但是迄今为止，却仍然还没有任何可靠资料可以证实尧、舜传说的出现先于禹的传说；尧舜同禹发生联系、禹成为尧舜帝廷之臣，跟古老的天帝命禹平治水土的传说不相容，故当为晚起之说的看法，大概并无可疑之处。可惜的是，据豳公盨等材料反对顾颉刚先生观点的学者，对这个从古文献当中被揭示得非常清楚的“人化”过程却都没有能够作出有力的反驳。……他们没有正面解释为何在较早的传世和出土文献中禹的传说却没有类似文王为纣臣这类完全属于人事的记载，只有天、帝、皇帝等命禹的记载，反而到了大家都公认的战国时代形成的古书才有禹为尧、舜臣的记载。这种情况跟……所谓“神迹”是“逐渐放大”的讲法恰好是背反不容的……

总之，尧舜和禹之间的关系，不大可能建立在作为天神的禹或人化英雄的禹的传说基础之上，因为这两种传说系统不能颠覆过来、进行颠倒主次的历史化对接。必须要到禹已经彻底历史化，成为有天下的夏代先祖的人君之后，虞夏、尧舜禹才能发生合乎逻辑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三个紧密相关的步骤也许是必要的：

第一是“夏”本身的历史构建与丰富化，即在这一过程中，需以周代保存、传流的传说为基础，构筑、充实夏的历史系谱，尤其是对夏的王世、都邑等具体内容作出比较系统的历史化叙述；

第二是使得“夏”从禹平治水土时的“万邦”之一，提升和突出为夏商革命历史叙述背景下的唯一的、排他性的前续王朝；

第三是虞、夏相衔的部族关联和朝代系统的合理化解释。

其中第二点有成汤伐夏、代夏受命的史事基础，第三点则最困难。夏更早的阶段，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已近两千年之后的东周人心里并不十分清楚（相隔一千几百年的西周人，在这一点上大概也是茫然的），他们的心底大约只模模糊糊有一个异于后世革命换代的原始“君长推选制”的“史影”和一些“核心故事”，虞、夏衔接最后被建立在一种比较虚的“道统”的立场之上……

因此我个人倾向于认为，禹的身份的转化、虞夏商的历史“道统”构建，很可能就是在春秋中期左右逐步完成的，与当时贵族、知识阶层（包括儒者）对上古历史的人文化叙述密切相关。而顾颉刚将禹、夏之间的关系大盛，定在战国中期，失之于过晚。

新出土文字资料再次揭示出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讨论禹、启和尧、舜、禹的问题必须注意传说的时代层次离析，要用历时的视角而非平面化地、笼统地去看待这些材料。

东周以后的禹，其身份性质相较于西周乃至更早，发生过巨大的变化。早期的文献（金文、《诗经》等），不会具有后来附叠在禹身上的元素，但晚期的文献中则有时可能会有较早的元素显露出来。清华简《尚书》类文献的内容，对追溯禹、启的性质、身份的流变、厘清夏代早期历史的构建过程非常重要。

——《周世既没》，p.257, 258, 270, 271, 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