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学问究竟有多大？ 很多人提起毛主席，总想到诗词和军装照。 一九六一年的广州，有人推开门，看见的是台灯下的书桌：左手摊着一部《资治通鉴》，书角卷起，旁边横着铅笔，屋里只听得见翻页声。 他对读书一直挺轴，常讲一个“攻”字：把书当对手，一字一句往上攻。书不是摆设，是要啃的。《共产党宣言》这本小册子，他说自己翻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难题，手就去摸那本书，有时候只看一小段，有时候一口气读完，哪一句对上现实，心里就有底。他还说：“书么，没有味道就先合上，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味道就出来了。” 书页上常写着“一读”“二读”，隔几年再翻，同一段旁的眉批已经改了，问题更尖，理解更深，这种较劲从年轻到晚年都在。 学生时代，他在课堂上读《伦理学原理》。整本书十二万字，他在空白和书眉间写下的批注有一万二千多字。老师讲到哪，他记到哪，顺嘴的话抄一抄，别扭的句子画圈打问号。一册书读完，里里外外都是自己的字。 中南海的菊香书屋安静下来，书柜像一堵纸墙。历史、哲学、自然科学，还有小说诗集，很多书页上留着圈点、问号、小纸条。清点的人发现，这些藏书数量惊人，多数书被翻得起毛、写得密密麻麻，像一间常年施工的工地。 在他眼里，书分两类：够得着现实的，暂时搁一边的。中国古书读起，《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往细里钻，行文含糊，就翻几个版本对比；碰到《楚辞》这种难啃的，一九五七年十二月那段时间里，他一口气借了五十多种注本和研究书，摊在桌上逐句查、逐条对。西方人物也是同一套路子，《拿破仑传》不会只看一个本子，而是从好几个国家的传记里找不同角度。 研究美国历史时，他交代身边人，到北京各大图书馆去“扫货”，能借来的都抱回来。 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要看，资产阶级学者写的也得翻。立场不一样，话里的偏向各有一边，逼着人多想几层。读书在他那里，不是替哪一种观点站台，是当工具，把事实和道理抠出来。 他常挂在嘴边那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用在自己身上也不留情。古人的话、老师的话、名家的话，在他眼里都只是参考。看书、读报、听讲演，脑子要跟着盘算。“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几句古话，落在日常，就是多看多问，多想多辨，再拿到实践里试一试。 中国共产党刚成立那会儿，革命形势往前冲，党内理论水平偏薄。 他看得清楚：光有血性不够，还得有人把马列那一套吃透。他提议办“湖南自修大学”，专门学、专门研、专门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些书，成了干部的硬课。白天忙工作，晚上他还在灯下翻书写批语。 一九三八年，他说过一番话：如果党内能有一百个到二百个同志，不是零零碎碎，而是系统地、实际地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战斗力就要大大往上抬。这话看着平常，背后是多年读书和带队伍的积累。 理论在他心里，不是口头标语，而是判断形势、拿主意的尺子。 哲学在他那里不往云里搁。 研究辩证法，是为了做事别死扛一个角。战争年月，他跟部队一起转战，在山野间一走就是成千上万公里，把一回回战斗经验压成那十六个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后来这套话被当成战术口诀，在他自己的笔记里，只是一行行总结挤出来的字。 新中国建立以后，书桌上的重心落在世界局势和建设道路。 看帝国主义的变化，看民族解放浪潮，看各国战后怎么选路。国外材料往桌上搬，配着国内实践，在心里掂量：中国这条路要怎么走，既守得住独立，又能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天抬头。读书一头连着世界，一头连着田间地头和工厂车间。 调查研究，在他那儿是读活书的钥匙。 碰到棘手问题，他爱先往前翻，看历史上类似情况怎么处理，再低头看现实的细枝末节。报纸上一条消息，地方上群众一句牢骚，都有可能勾出下一步的调查。 “把问题的现状和历史弄清楚，办法就出来了”，这句话是拎着调查本跑出来的心得。 他爱用一个比喻提醒身边人：学问宽一点，人像站在山顶，看得远；学问窄一点，就像在暗沟里摸爬滚打，走一步摔一步。 哲学、历史、科技、艺术，他都愿意伸手摸一摸。暂时用不上，也先装进脑子里，等哪天现实里蹦出个类似问题，从记忆里拽出一段文字，把线头接上。 答案并不花哨：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灵气，也不是靠别人吹出来的名声。 书桌上的铅笔，书页上的眉批，菊香书屋那一屋子藏书，加上战场上走出来的经验、调查本上的记录，层层叠上去，才有后人口中那三字：“学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