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四川挖出一具遗骸，脚带七公斤大铁链，脚踝钉着四颗大铆钉，经考证，此人是失踪了40余年的红军师长。 ​王光泽是1903年生人，老家在湖南衡阳县。十一岁，他跟着舅父去攸县、茶陵一带学木匠手艺，成了个走街串巷的木工。这段经历让他亲眼看到了底层老百姓的苦，也对旧社会的不公有了一肚子火。 那个年月，手艺人挑着担子走村串户，见的都是人间实相。哪家揭不开锅，哪户被地主逼得卖儿卖女，王光泽心里都有一本账。木匠活儿做到哪儿，他就把穷哥们儿的苦处听到哪儿。慢慢地，这年轻后生不光手艺见长，心里那把火也越烧越旺。后来赶上北伐军打进湖南，工农运动闹得轰轰烈烈，他二话不说撂下刨子凿子，一头扎进了工会，领着大伙儿冲进土豪劣绅的铺子里，把那些搜刮来的浮财分给揭不开锅的穷人。那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让他在当地有了名号。 可革命的路哪那么好走？1927年长沙马日事变，白色恐怖说来就来，昨天还一起喊口号的工友，今天就有人掉了脑袋。王光泽待不下去，只好又背起木工家伙，躲回茶陵那一带的山沟里。白天给人打家具，夜里悄悄联络人，硬是凭着一股韧劲儿，把这口气给续上了。等到1930年井冈山的红旗飘到茶陵，王光泽总算能挺直腰杆，他当了赤卫队长，入了党，带着队伍把镇上那家卖鸦片的广茂隆烟馆一把火给烧了。这火光照亮的，是一个手艺人对这个世界的态度。 说起来，红军里头像王光泽这样从泥腿子、手艺人里拼杀出来的将领不在少数。他没上过几天学，却把《三字经》里那点做人的道理活成了一辈子。从赤卫队长到独立团团长，再到红六军团五十三团团长，每道伤疤都是他带兵打仗的勋章。1934年8月，红六军团奉命西征，为中央红军开路。这一路打得有多苦，不用细说。等到了黔东跟贺龙的队伍会师，屁股还没坐热，蒋介石的大军就压过来了。 这边主力要赶紧往湘西钻，那边总得有人留下来断后。王光泽接下了黔东独立师师长的担子，手下拢共也就七百来号人，枪弹少得可怜，对面却是川湘黔三省好几万敌军。说白了，这就是个“死士”的活儿。可他二话不说，带着队伍东打一枪西放一炮，硬是把敌人的兵力往自己身上引，十四天打了二十多仗，主力这才顺顺当当进了湘西。这种拿自己当诱饵的事，搁现在想都不敢想，可那会儿的人，就这么干了。 后来的事，越是细想心里越不是滋味。部队打到梵净山，弹尽粮绝，政委段苏权腿被打断，战士们饿得连树皮都啃。王光泽只好把队伍拆散，让大家分头突围。他自己呢？本来已经躲进一户姓吴的农民家里，老乡还给他换了便衣，装了红薯，指了去湖南的路。偏偏在上川那道关口，让当地的民团给认出来了。 抓他的人叫田冠伍，川军的一个旅长。这人先是摆酒请客，好言好语地劝，说刘湘如何赏识他，蒋委员长如何要委以重任。王光泽连酒杯都没碰，指着对方鼻子骂：“我们工农红军是革你们的命的，等着瞧吧！”田冠伍脸挂不住，翻脸比翻书还快，皮鞭、夹棍、烙铁能用的都用了。最狠的是那双脚镣，足足七公斤，四个烧红的铆钉硬生生钉进脚踝。那份疼，光想想都头皮发麻。可王光泽愣是一声没吭。 1934年12月21日，他被绑在椅子上，抬到龙潭镇外的邬家坡。枪响之前，他喊的是“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那年他三十一岁，连张像样的照片都没留下。 王光泽这个人，其实挺普通的。他没留下什么豪言壮语，也没什么惊天动地的战绩。可就是这么一个普通木匠，在最要命的时候，做出了最不普通的选择。他完全可以说句软话，换条命；也完全可以像有些人那样，审时度势，另找出路。但他没有。他认准的事，死也不回头。这种倔，往小了说是个性，往大了说，就是信仰。 有意思的是，他牺牲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儿。部队以为他失踪了，档案上也只记了个“失联”。直到1982年，酉阳龙潭镇一个叫杨先富的农民挖红薯，一锄头下去，刨出这副惨不忍睹的骸骨。那四颗钉子还钉在骨头里，那条铁链还缠在脚踝上。四十八年了，它们陪着王光泽躺在土里，无声地告诉后来人：什么叫硬骨头。 后来，当年独立师的政委段苏权也来了。那时候他已经是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站在老战友的遗骨前，半天说不出话，最后只低声念叨了一句：“老王，队伍等你报到。”这话轻得像叹气，听着却比什么悼词都重。 如今王光泽葬在龙潭镇烈士陵园，那副铁镣被收进了博物馆。每年清明，都有老乡去他坟前放几朵野花。没什么排场，也没什么仪式。可我觉得，王光泽要的也不是那些。他这辈子，不过是想让像他一样受苦的人，不再受苦。这么朴素的念头，硬是拿命换的。 有时候我在想，那个年代的人，为什么能那么坚决？可能是他们见过真正的黑暗，所以哪怕只有一丁点光，也要死死守住。王光泽就是个守光的人。他守的那点光，如今照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咱们今天能坐在这儿聊这些事，不就是因为当年有人愿意替他扛吗？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