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中国遗传学之父李景均，受到不公正对待后，毅然前往香港，可因为没有身份证明，他无法得到美国签证，也不能前往其他国家！当诺贝尔奖获得者穆勒得知后，亲自给美国国务院写信，请求派人到香港接他...........   1950年的香港，空气黏稠得能拧出水来，一个38岁的男人杵在美国领事馆门口，手里捏着张填了一半的表格，填不下去，因为他现在是个彻头彻尾的黑户，连张能证明自己是谁的纸片都没有，往前迈，签证官的拒签章能把桌子砸出坑。   往后退，身后就是他刚用两条腿硬生生跨过来的罗湖桥，这人叫李景均，几个月前，他的名片上还印着"北京大学农学院遗传学系主任"现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活像个被整个世界踢出群聊的幽灵，说实话，这破地方坑他也不是头一回了。   1941年12月，刚在美国把博士帽扔上天的李景均，攥着一张单程船票，拉着新婚妻子克拉拉往国内冲，那趟航程简直是拿命在赌，德国和日本的潜艇在水底下跟饿狼似的转悠，荷兰商船只能在太平洋上绕圈子躲，整整绕了51天。   两口子的脚刚沾上香港码头的地砖，日历就翻到了珍珠港事件的前一天，日军的封锁令下来得比翻脸还快，夫妻俩被死死摁在这座孤岛上，整整两个月动弹不得，口袋里的支票，废纸一张，两人饿得眼珠子都快绿了。   要不是有朋友豁出命塞过来500块港币和一小袋米，中国遗传学的地基可能当年就塌了一角，但真正要命的刀子还在后头，逃难路上什么医疗条件，说出来都寒碜，大儿子染上痢疾，李景均只能抱着那个小小的身体，眼睁睁看着体温一点一点往下掉，直到彻底凉透。   这就是他踩上故土的代价，不是什么抽象的牺牲，是实打实的骨肉，熬到抗战结束，34岁的李景均总算坐进了北大农学院系主任的椅子，他有个怪癖，常年穿一件缝了八个口袋的衣服，里头塞满了镊子、试管、放大镜，学生们背地里给他起了个外号"会走路的实验室"。   对一个脑子里除了数据就是公式的人来说，这日子本该是顶配了，可惜，科学的逻辑这玩意儿，偏偏撞上了那个年代的铁板。   1949年前后，苏联李森科那套伪科学横着走，李景均的学术本能犯了，他琢磨着把李森科的东西原封不动翻译出来，摆在案头做个对照研究，想法单纯得要命：兼听则明嘛，这是搞科学的人最基本的操守。   但在那个非黑即白的年代，这种"理性的兼听"直接被扣上了"传播毒草"的帽子，麻烦还没完，妻子克拉拉是美籍华人，这层身份像块磁铁，把调查人员的目光牢牢吸了过来，他们咬死了这对夫妻跟美国大使馆有猫腻。   这简直是老天爷开的最恶心的玩笑，一个为了回国连亲儿子都搭进去的人，现在居然因为老婆的护照颜色被往死里整，没人听他解释，系主任的位子交出去了，全家的饭碗也砸了个稀碎。   1950年开春，李景均开始了人生第二次大逃亡，从北京扒上火车，到上海换轮船，再从广州一路颠到边境，最后迈开腿跨过罗湖桥，九年前他玩命往里挤的那扇门，九年后他玩命往外逃。   就在他站在香港街头、前途一片漆黑的时候，太平洋对岸飞来了一封信，硬是在这堵死墙上凿出了一道缝，写信的人叫赫尔曼·穆勒，诺贝尔奖得主，穆勒压根没见过李景均本人，但他把李景均的学术专著翻来覆去读了不知道多少遍。   他太清楚那个困在香港的脑袋里，装着多大分量的东西，信直接拍到了美国国务院的桌上，穆勒没废话，就一个意思：特事特办，赶紧把人捞出来，这不是求情，这是跨越国界的学术信用担保。   美国国务院的人真就拎着公文包飞到了香港，当面给这个连张身份证都没有的中国人，把所有赴美手续一次性办齐，把李景均逼上绝路的，是僵化到发臭的集体机器，把他从深渊里拽出来的，是对一个人价值的绝对认定。   到了匹兹堡大学，李景均重新支起了他的实验室，他不喊口号，不写苦情回忆录，他用自己最拿手的方式，朝着那个把他踢出去的力量喊话，今天全世界做临床试验时雷打不动的"随机、双盲"原则，就是他在那间实验室里一锤子敲定的。   1976年，他又精准地抛出了亨廷顿舞蹈症杂合子基因检测的理论框架，当时没人当回事，结果医学界狂奔了好几年之后才发现，李景均早就在终点线那头等着了，哪怕到了2003年，91岁的李景均还是整天泡在数据堆里。   生命最后那几个月，他还在不停地往外发论文，退休之后，他愣是攒出了25篇分量十足的学术报告。   2003年10月20日，这位中国遗传学的奠基人永远闭上了眼睛，他用半辈子证明了一件事：偏见可能赢一时，但逻辑和真理迟早会找到自己该待的位置，唯一的遗憾是，这条用数据和定理铺出来的漫长轨道，再也没能延伸回罗湖桥的另一头。信息来源：中国遗传学之父李景均曾被迫离开中国大陆．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