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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文学家姚燧76岁时,和侍奉他沐浴的侍妾发生了关系。第二天,侍妾说:“您已年迈

元朝文学家姚燧76岁时,和侍奉他沐浴的侍妾发生了关系。第二天,侍妾说:“您已年迈,倘若我就此身怀有孕,恐怕会被家中怀疑,留个证物给我吧!” 即便在今天看来,这场发生于元代豪门深宅里的博弈,依然让人脊背发凉。 元朝有个大名鼎鼎的文学家叫姚燧,他出生在官宦世家,伯父是元朝开国功臣姚枢,自己也做过翰林学士承旨,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执掌文柄,是当时文坛的盟主,76岁那年也就是1313年,他去世了,而这件事就发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姚燧晚年的时候,发妻早就不在了,续娶的妻子和他合不来,子女们也各自忙着自己的事,很少陪在他身边,偌大的姚府,他过得十分孤寂,家里人就找了个侍妾来照顾他的起居,这个侍妾父母双亡,无依无靠,只能靠着给姚燧做侍妾谋生,说白了就是寄人篱下,看人脸色过日子。 有一天,姚燧要沐浴,这个侍妾按照规矩在一旁服侍,两人一时兴起,就发生了关系。到了第二天,侍妾主动找到了姚燧,语气很恳切,也带着一丝惶恐,跟他说:“您已经76岁高龄了,年纪这么大,倘若我这一次怀了身孕,家里的人肯定会怀疑我,怀疑这个孩子不是您的,您给我留个证物吧,也好让我以后有个依仗。”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背后藏着的全是算计和无奈,即便放到今天,再看这场发生在元代豪门深宅里的事,依然会让人脊背发凉,不是因为事情有多不堪,而是因为这场看似普通的对话,本质上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博弈,藏着底层女性的绝境和豪门里的冷漠无情。 先说说姚燧,他虽然年事已高,但身份地位摆在那里,是朝廷高官、文坛领袖,手里有权有势,还有很高的名声,在姚府里,他就是说一不二的主子。对于他来说,和侍妾发生关系,可能只是晚年孤寂中的一时兴起,毕竟他身边不缺人伺候,也从来不用愁自己的生计和处境。但他心里清楚,自己已经76岁了,在元朝那个年代,这已经是高寿,能不能活多久都不好说,而且侍妾的身份太低微,根本入不了姚家的正门,也得不到家里人的认可。 再说说那个侍妾,她没有任何靠山,父母双亡,连个能撑腰的人都没有,进入姚府做侍妾,只是为了能活下去,能有一口饭吃。她伺候姚燧,不敢有半点怠慢,哪怕是姚燧提出过分的要求,她也只能顺从,没有反抗的资格。她之所以第二天就主动索要证物,不是贪心,也不是故意挑衅姚燧,而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是为了自保。在元代,妾的地位非常低下,和婢女差不多,人身都归主人支配,甚至连生命都没有保障,而且元朝的规矩里,嫡庶有别分得很清楚,正妻生的孩子和妾生的孩子,继承权天差地别,要是孩子的身份不被认可,连分家产的资格都没有,甚至会被人当成“野种”。 侍妾心里比谁都清楚,姚燧年纪大了,一旦自己怀了孕,姚家的人肯定不会相信,毕竟76岁的老人再得子,确实不容易。到时候,姚家的嫡妻、嫡子们,大概率会说她不守妇道,说她和府里的其他人有染,故意怀上孩子,想攀附姚家,图谋姚家的家产。到了那个时候,她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孩子是姚燧的,姚燧要是护着她还好,可万一姚燧撒手人寰,或者不愿意护着她,她的下场只会非常惨,要么被姚家赶出家门,流落街头,要么被活活打死,甚至连肚子里的孩子都保不住。她索要证物,不是为了要姚家的家产,只是想给自己和可能到来的孩子,留一条活路,留一个能证明身份的凭证,哪怕这个凭证只是姚燧的一句亲笔承诺、一枚私印,也好过到时候百口莫辩,任人宰割。 这场博弈,从来都不是对等的,一边是高高在上、手握主动权的姚燧,一边是卑微渺小、只能被动自保的侍妾。姚燧的一句话、一个举动,就能决定侍妾的生死存亡,而侍妾,只能拼尽全力,抓住姚燧这唯一的救命稻草,用一句恳切的请求,换取一个可能活下去的机会。姚燧最终给了她证物,他铺开宣纸,写了一首四句短诗,还盖上了自己的私印,这首诗明确说了自己76岁的年纪,愿意护住侍妾和可能到来的孩子,他的笔迹和私印,在当时没人敢伪造,这就是给侍妾最实在的保障。 姚燧会给她证物,一方面是因为他晚年孤寂,这个侍妾的陪伴,给了他一丝慰藉,他对这个侍妾,或许有一丝怜悯;另一方面,也是他权衡之后的结果,他知道自己的名声重要,要是侍妾真的怀了孕,被家里人刁难、污蔑,最后闹得人尽皆知,反而会毁了他一生的名声。而且他也清楚,自己时日无多,给侍妾一个证物,也算是对这个陪伴自己晚年的人的一点补偿,同时也能避免日后姚家因为这件事闹得鸡飞狗跳,丢了豪门的脸面。 让人脊背发凉的地方,从来都不是这件事本身,而是这场博弈背后的现实和冷漠。在元代的豪门深宅里,没有人情冷暖,只有利益和算计,底层女性的命运,从来都不由自己掌控,她们就像一件物品,任由主人摆布,想要活下去,只能靠算计,靠依附别人。这个侍妾,她没有选择,只能用自己的顺从,换取一个渺茫的生存机会,她的请求,看似卑微,实则是对命运的抗争,是绝境中的挣扎。而姚燧的妥协,也不是因为善良,更多的是出于自身名声和利益的考量,是一场权衡利弊后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