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烈士牺牲以后，老母亲过着悲惨的生活，十四年后，新中国成立，老人家被接到北京，总理安排人给老母亲刻了一枚“方志敏母”的印章，告诉老人家，随便在哪里，有这枚章，缺什么就要。但是，这枚章一辈子没有用过，老人家说，用这上面的东西，就像喝儿子的血一样。 1935年，方志敏在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年仅36岁。噩耗传回江西弋阳老家，母亲金香莲攥着儿子的旧物，哭得几乎晕厥。那是她最骄傲的孩子，是为百姓打天下的革命者，却年纪轻轻倒在了敌人的屠刀下。此后十四年，老人活在无尽的思念与煎熬里，日子苦到了骨子里，却从未向命运低过头。 老人住在风雨飘摇的土坯房里，没有收入，没有依靠。国民党反动派视她为“眼中钉”，处处打压刁难，连基本的生计都要掐断。她只能靠挖野菜、搓麻绳、缝补衣物换口饭吃，敌人送来的所谓抚恤粮，每月被克扣大半，掺着沙粒难以下咽，老人宁肯饿肚子也绝不接受。她心里跟明镜似的，儿子为革命舍生取义，自己绝不能沾敌人半点恩惠，脏了儿子的名节。 十四年里，老人守着对儿子的记忆，默默扛下所有苦难。村里没人知道她是方志敏的母亲，她从不对外炫耀，更不以此博取同情。白天扛着锄头下地，夜里在油灯下缝补，粗布衣服补了又补，粗粮淡菜嚼了又嚼。丧子之痛刻在心底，生活重担压在肩头，她却把眼泪咽进肚子里，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儿子用生命换来的清白。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山村，老人枯槁的脸上终于有了笑意。她等了十四年，盼了十四年，终于等到了儿子为之献身的新中国。随后老人被接到北京，周恩来总理一直牵挂着烈士家属，得知老人性格倔强、不愿麻烦国家，特意安排匠人刻制了“方志敏母”印章，亲口告诉老人，凭这枚印章，走到哪里都能得到照顾，缺什么就领什么。 这枚印章，是国家对烈士的最高告慰，是对英雄母亲的温情关怀，更是一份可以终身享用的“特权”。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方小小的印章，能换来衣食无忧，能解决所有生活难题。可老人把印章轻轻放进木盒，锁进箱子深处，一次都没有拿出来用过，哪怕生活再拮据，也从未动过动用印章的念头。 有人不解，劝老人放宽心，烈士母亲享受优待天经地义。老人却抹着眼泪说出那句戳心的话：用这上面的东西，就像喝儿子的血一样。短短一句话，道尽了一位母亲的深情与骨气。她比谁都清楚，儿子抛头颅洒热血，不是为了让家人享福，而是为了让天下劳苦大众都能过上好日子。 方志敏一生恪守清贫，他担任闽浙赣苏区领导，经手数百万银元军费，却分文不沾，全部用在革命事业上。被捕时，敌人在他身上只搜出一块旧怀表、一支钢笔，连一个铜板都没有。他在《清贫》中写下，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母亲金香莲，把这份清贫风骨刻进了骨子里，用一生践行。 回到江西老家后，老人依旧过着最简朴的生活。穿打补丁的粗布衣裳，吃自家种的杂粮蔬菜，自己挑水、自己洗衣，从不向当地政府提任何要求。那枚印章始终被妥善珍藏，印泥从未沾染，石面光洁如新。它不再是一张“优待凭证”，成了见证母子气节、传承清贫家风的精神信物。 如今总有一些人，把先辈的荣誉当成捞取好处的资本，靠着烈士后代的身份争待遇、要特权，住着宽敞的房子，拿着优厚的补助，却早已忘记先辈流血牺牲的初心。他们把荣光当成私利，把优待当成理所当然，和方志敏母子的坚守相比，显得格外渺小与不堪。 金香莲老人没读过书，不懂复杂的理论，却用最本真的良知，读懂了儿子的信仰。她知道，儿子的英名是用命换来的，一分一毫都不能被玷污；国家的关怀是沉甸甸的情义，不能随意挥霍。她宁可自己吃苦受累，也要守住儿子的清白，守住革命者的家风，守住中国人最珍贵的骨气。 1957年，老人安详离世，那枚从未使用的印章被收藏进方志敏纪念馆。一方小石印，静静陈列在展柜里，无声诉说着一段动人往事。它没有被使用过，却比任何印章都更有分量；它没有换来物质享受，却铸就了最珍贵的精神财富，让每一个参观者都心生敬畏、热泪盈眶。 方志敏用生命书写《可爱的中国》，母亲用一生守护儿子的信仰。他们母子俩，一个为国捐躯，死得其所；一个清贫守节，清白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没有轰轰烈烈的传奇故事，却用最真实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信仰，什么是气节，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本色。 我们生活在方志敏憧憬的光明时代，享受着岁月静好与国泰民安，更该铭记这份清贫与坚守。不拿荣誉谋私利，不凭先辈享特权，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把这份红色家风代代相传，才是对烈士最好的告慰，对历史最好的尊重。 一枚印章，一生不用，一世坚守，一段传奇。这对平凡又伟大的母子，用生命与岁月，给我们上了最生动的一课。真正的高贵，从不是物质的富足，而是精神的纯洁；真正的荣光，从不是特殊的优待，而是无愧于心的坚守。 信息主要来源：弋阳县档案馆1952年《革命斗争史料》、方志敏纪念馆官方馆藏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