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死前，交代了三件事，这三件事都是他的慈悲心的终极体现。第一件是拒绝吃药，他将居士罗元庆送来的专治疟疾的药物（奎宁）留给其他人。当时药品是稀缺品，他拒服药物，实是忧心其他病着的人。 咱们先说第一件，也是标题里提到的那桩“拒药公案”。 那是1942年的秋天，弘一法师病得很重。那时候的医疗条件，大家心里都有数，更别提是在抗战时期。他患的是疟疾，这病在当时要是没有特效药，真能要了半条命。当时药品金贵，简直就是硬通货。 这时候，居士黄福海急匆匆地赶来了，手里捧着几颗救命的药丸——奎宁。这是另一位居士罗元庆千方百计弄来的，专门为了治法师的病。你要知道，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几颗药丸的价值，甚至比黄金还重。 可弘一法师是什么反应？他轻轻摇了摇头，那枯瘦的手摆了摆，坚决不收。 他对黄福海说：“我得的不是疟疾，这药对我没用，请你带回去还给罗居士，转施给别的病人吧。” 法师心里明镜似的，他知道自己大限将至，这副皮囊已经到了该坏的时候。既然注定要走，何必浪费这救命的资源？他把活下去的机会，留给了更需要的人。 那时候的朋友们急啊，黄福海苦劝再三，说哪怕留下一半备用也行。法师拗不过这份人情，勉强留下了六丸，但他直到咽气，这六颗药丸都原封未动地放在桌案上。 他选择了喝白开水，选择了断食，安安静静地等待那个时刻。 这第二件事，是关于“信任”与“传承”。 弘一法师这辈子，也是个讲究人。年轻时做李叔同，锦衣玉食，才气纵横；出家做弘一，严守戒律，一丝不苟。临了临了，他对自己的身后事，也是安排得清清楚楚，绝不给活着的人添麻烦。 在圆寂前的几天，他把自己的弟子妙莲法师叫到了床前。妙莲这孩子，跟了他五年，是法师最看重的徒弟。 弘一法师立下遗嘱，那话里话外透着一股子决绝：“余于未命终前、临命终时、既命终后，皆托妙莲师一人负责，他人无论何人，皆不得干预。” 要知道，佛门里的丧仪，有时候也免不了世俗的繁文缛节。弘一法师怕的是什么？怕的是自己死后，别人为了那是虚名，给他搞什么风光大葬，或者用不符合律宗规矩的方式处理他的遗体，那是他万万不能接受的。 他把这份重担全压在了年轻的妙莲身上，是因为他懂妙莲，也信妙莲。他这是在用最后的气力，给弟子上一堂关于“生死”和“戒律”的实操课。他对妙莲说：“你我有缘，当来重入娑婆，定会再次聚首，同弘佛法。” 这份托付，超越了师徒情分，是法身慧命的延续。他把处理生死的权利交给弟子，就是把修行的最后一关交给了未来。这种信任，沉甸甸的，但也暖烘烘的。 如果说前两件事还算是为了人和法，那这第三件事，真真切切是把慈悲洒向了最微小的生命，听了让人想掉眼泪。 就在交代火化细节的时候，弘一法师特意叮嘱了妙莲一条：“遗体装龛的时候，在龛脚下，一定要放四个装满水的小碗。” 为什么要放水碗？是为了防蚂蚁。 法师担心，自己死后遗体焚化，会有蚂蚁闻着气味爬上龛台。到时候火一点，这些小生命就得跟着遭殃，无辜惨死。放上水碗，蚂蚁过不去，就能保全性命。 咱们试想一下那个画面：一位享誉海内外的大师，在生命倒计时的最后时刻，身体痛苦不堪，呼吸都困难，脑子里想的不是自己的身后名，不是未竟的事业，竟然是那几只可能爬过来的小蚂蚁。 这就是弘一法师。他的慈悲，不是挂在嘴边的大道理，而是渗透到了骨髓里，甚至渗透到了死后的灰烬里。他不忍心因为自己的死，而伤害任何一个微小的生灵。这种对生命的敬畏，到了细致入微、感天动地的地步。 这时候咱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弘一法师临终前留下的那幅字——“悲欣交集”。 这四个字，现在被无数人解读。有人说他字迹潦草，甚至还有喷子嘲讽说是“丑书”，那是他们真没看懂。 咱们得知道，弘一法师的书法那是经历过“涅槃”的。早年他是学北碑的，写《张猛龙碑》，那笔力刚强雄健，像一把出鞘的宝剑。后来出家了，心境变了，字也变了。他把烟火气都洗掉了，创立了“弘一体”。 那种字，不激不厉，温文尔雅，全是圆笔中锋，看着简单，其实那是极度的绚烂之后的平淡。 写“悲欣交集”的时候，他已经虚弱得拿不住笔了。你看那字，线条像老藤一样盘绕，枯笔飞白，带着颤抖。那不是手抖，那是心在颤动。 “悲”字起笔重，那是对众生还在苦海沉沦的悲悯；“欣”字转淡，那是对自己即将解脱往生的喜悦。“交集”二字，墨干了，气还在。这种境界，哪里是那些只知道讲究笔法结构的人能懂的？ 正如《中外日报》曾经评价的那样，李叔同是“当湖名士”，那是以前的事了。现在的弘一，是一个即将远行的觉者。 弘一法师死前交代的这三件事：拒药、托付、护生，其实就是他一生的缩影。 拒药是“舍”，舍弃色身，不占资源；托付是“信”，薪火相传，严守律法；护生是“慈”，众生平等，爱惜微命。